和一件红衬衣而走进了“特别部”。

囚犯们嘲笑苏希洛夫，不是因为他改名换姓（不过改名换姓，以轻劳役交换更重的劳役的人，正如所有上当受骗的傻瓜一样，总是会受到蔑视的），而是因为他只要了一件红衬衣和一个银卢布：这个价钱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通常会要一笔巨款，当然这是相对而言。有时甚至要好几十卢布。但苏希洛夫那样逆来顺受、毫无个性，被人人所藐视，似乎连嘲笑他都觉得犯不着。

我和苏希洛夫在一起生活了很久，已经有好几年了。他渐渐地对我非常依恋；我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点，于是我对他也很随便。可是有一天——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有一件事情他没按我的要求去做，而他又刚刚拿过我的钱，我居然冷酷地对他说：“瞧，苏希洛夫，钱您倒是拿了，却没有好好做事。”苏希洛夫没吭声，立即为我办事去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却突然悲伤起来。过了两天。我想，他这样伤心不可能是因为我说的话啊。我知道，一个囚犯安东·瓦斯利耶夫曾向他索讨一笔小债。他大概没有钱还债，又怕找我要。第三天我对他说：“苏希洛夫，您好像要找我要钱，为了还安东·瓦斯利耶夫吧？给，拿去吧。”我当时坐在通铺上；苏希洛夫站在我面前。他似乎很吃惊，我会主动给他钱，主动想起他的难处，特别是在他看来，最近已经拿了我太多的钱，所以想也不敢想，我还会拿钱给他。他看看钱，然后又看看我，突然转身走了出去。这一切使我非常诧异。我也跟着出去了，在牢房外面找到了他。他站在监狱的立柱围墙旁边，面对围墙，头顶着墙，一只手支在墙上。“苏希洛夫，您这是怎么了？”他不看我，我非常惊讶地发觉，他简直要哭了。“您，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以为，”他声音断断续续地说，竭力看着一旁，“我为您效劳……是为了钱……可我……我……唉！”这时他又转身向墙，前额甚至在墙上撞了一下，——随即痛哭失声！……我头一回在监狱里看到有人在哭。我竭力安慰他，虽然他从此只要可能就更热心地为我效劳并“观察我”，可是根据某些难以觉察的迹象，我注意到，他心里永远不会原谅我责备他的那些话了。可别人在嘲笑他呀，一有机会就使他难堪，有时骂他骂得很凶，而他与他们却能和谐友好地相处，从来不会生他们的气。是呀，要真正认识一个人是很难的，即使在相识多年之后！

这就是为什么乍一看，苦役生活不可能像后来那样，向我呈现它的真实面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即使全神贯注地观察一切，毕竟不可能看清就发生在我鼻子底下的很多事情。自然，起初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一些重大的突出现象，不过我对这些现象的领会可能也是错误的，它们在我的心里所留下的只是沉重、绝望而忧伤的印象。我和A的相逢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也是一名囚犯，入狱比我略早，在我服苦役的初期，他给我留下的特别痛苦的印象使我大为震惊。不过，我在入狱前就已经知道，我会在这里遇到A。他使我在这最初的艰难时期惴惴不安，加剧了我内心的痛苦。关于他我不能避而不谈。

这是一个极其恶劣的例子，说明一个人能腐化堕落到什么地步，能在何等程度上毫不勉强、毫无悔意地扼杀自己内心的一切道德观念。A是出身贵族的年轻人。关于他我曾多少提到过，说他把监狱里的情况全都捅给我们的少校，还和他的勤务兵费季卡做朋友。他的简历如下：他没有完成任何学业，在莫斯科与因其堕落而吃惊的亲人们闹翻以后，来到了彼得堡，为了搞到钱，他决定干一桩告密的勾当，即出卖十个人的鲜血，以便立即满足他那欲壑难填的极其粗鄙下流的享乐欲望，在彼得堡和它的那些市民大街和糖果糕点店[3]的诱惑下，竟如此贪图享乐，以致一个并不愚蠢的人竟会干出这种不明智的疯狂勾当。他很快就被人揭发了；他的告密牵连了无辜的人们，使另一些人受到蒙骗，因而被流放西伯利亚，在我们监狱里服刑十年。他还很年轻，他的人生刚刚开始。按理说，他的命运发生这样可怕的变故，应当使他警醒，激发他的天性起而反抗，以求转机。但是他恬不知耻地接受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