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流放犯想和别人互换姓名。例如，一个名叫米哈伊洛夫的是杀人犯，或犯有其他严重罪行，认为去长年累月地服苦役对自己没好处。假定他是个狡猾的老江湖，熟悉情况。于是他在这批犯人当中寻找一个比较迟钝、怯懦、逆来顺受而判刑较轻的人：或是要去养马场待上几年，或是移民，即使是去服苦役，刑期较短也行。最后他找到了苏希洛夫。苏希洛夫出身家仆，只是要流放到移民点去定居。他已经走了一千五百俄里[1]，当然身无分文，因为苏希洛夫永远是一文不名的：他虚弱至极，疲惫不堪，只靠公家的伙食活着，想偶尔吃一块甜点也办不到，穿的是囚服，为了可怜的几枚铜币替别人跑腿。米哈伊洛夫开始和苏希洛夫闲聊，接近他，甚至成了朋友，最后到了某个阶段又请他喝酒。终于问他：想不想改名换姓？他说，我，米哈伊洛夫，如此这般倒也不一定是去服苦役，而是要去“特别部”[2]。虽然也是服苦役，不过是特别的，所以轻松些。单人囚室在其存在期间，甚至领导机关，比如彼得堡的领导机关也不是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独立的、特殊的角落，位于西伯利亚的一个偏远地区，人也不多（在我们那时候，里面大约有近七十人），要发现它的踪迹都很难。我后来遇到一些有公职和了解西伯利亚的人，他们听我说起才头一次听说有“特别部”。在法律汇编中说到它的总共只有六行字：“在某监狱设立单人囚室，为最重要的罪犯而设，直至在西伯利亚开始最繁重的劳役为止”。甚至这个“部”的囚犯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部”是什么？是无期还是有期？期限没有规定，只是说：直至在西伯利亚开始最繁重的劳役为止，仅此而已；这就是说，“苦役活要一直干下去”。难怪苏希洛夫不知道这个情况，况且这批犯人谁也不知道，连被流放的米哈伊洛夫本人也不例外，他根据自己的罪行判断，也许会对“特别部”有个概念，他的罪行太重了，由于这个重罪他已经走了三四千俄里。因此他是不可能被流放到什么好地方去的。苏希洛夫是到移民点去的；还有比这更好的吗？“你愿意改名换姓吗？”苏希洛夫已经有了醉意，头脑迟钝，对善待他的米哈伊洛夫充满了感激之情，因而不好意思拒绝。何况他在伙伴们当中已经听说，改名换姓是可以的，别人也在改名换姓嘛，因此这里并没有什么闻所未闻的离奇之处。他们谈妥了。昧良心的米哈伊洛夫利用苏希洛夫的缺心眼，用一件红衬衣和一个银卢布买下了他的姓名，他立即当着证人们的面把这些东西交给他。第二天苏希洛夫酒醒了，可是人家又给他灌酒，嘿，这就不好拒绝了：收到的一个银卢布已经喝掉了，过了一会儿那件红衬衣也喝掉了。你不愿意，那就还钱。苏希洛夫从哪里能搞到整整一个银卢布呢？要是不还钱，大伙儿就会强迫他还：大伙儿对这一点是很严格的。何况既然答应了，就该照办，——这也是大伙儿所坚持的。否则决不会放过他。也许会暴打一顿，甚至干脆打死，至少也会恐吓他。

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大伙儿哪怕只姑息一次，那么交换姓名的惯例就会从此结束。如果可以拒不履行诺言，在收钱后破坏已经谈妥的交易，那么以后谁还会做这种交易呢？总之，这是涉及大伙儿的公共事务，因此这批犯人对这种事情是非常认真的。最后苏希洛夫看到，求饶也是枉然，便决定无保留地同意。他向全体犯人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必要的话，还得向某些人表示感谢，以酒款待呢。当然，他们是无所谓的：米哈伊洛夫或苏希洛夫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好吧，酒也喝了，宴请过了，——从此他们就应该守口如瓶。到达第一个羁押站，例如，要点名了；喊到米哈伊洛夫：“米哈伊洛夫！”苏希洛夫答道：有！“苏希洛夫！”米哈伊洛夫大叫：有！——以后也是这样。没有人再提这件事。在托博尔斯克要对犯人分别处理了。“米哈伊洛夫”到移民点去，而对“苏希洛夫”要加强警卫，押送到单人囚室。以后再要提出异议就不可能了；实际上还能找到什么证据呢？这样的案子会拖上多少年？此后还会发生什么情况？最后，证人在哪里？即使有，他们也会翻供。结果就是这样，苏希洛夫为了一个银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