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神经衰弱症：美国人和中国人的衰弱和疲惫

第六章 神经衰弱症：美国人和中国人的衰弱和疲惫

称之为神经衰弱的症状外衣，遮盖着一群焦虑抑郁的人。包围着这些人的文化压力和家庭期待，只会加深和延长他们的症状。

——德林卡（1984，235-236）

神经衰弱症有两个来源：患者个性的体质（生物的）基础，以及社会环境的力量。

——一位中国精神病医生（个人交谈，1986年10月）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这种疾痛虽然普遍，但在现今的北美已不再是热门的议题。在1900年，它曾是那个时代的医学焦点。[1]神经衰弱症这一词被理解为既是神经的衰弱，又是神经性的疲惫。神经衰弱是一个多义词，它把长期疲劳、衰弱症状，以及相信是由神经问题引起的大量与身体和情绪相关的诉苦，聚集在同一范畴中。在当时和现在，它都被说成是一种“真实的身体疾病”。这个术语是由纽约神经科医生乔治·比尔德在美国内战结束后不久创用的。但在西方世界，这种现象在其他的名称下早已受到长久的关注。在比尔德的新名词问世五十年后，神经衰弱症成了整个西方世界最流行的诊断。比尔德原先称它为“美国的疾病”。他断言，由于现代文明的“压力”，这种疾病已经大量增加，特别是在19世纪后期的美国。德林卡（Drinka）借用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电的隐喻，来刻画比尔德笔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典型男性神经衰弱症。进化论和电的隐喻于是成了主要的文化象征，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疾痛的医学模式：

一个容易紧张的人，为了社会生活的成功被迫去思考、去工作、去竞争。他把自己逼到生命力的极限，过度使用了他的生命电路。这就像超负荷的电池，抑或像为偷取神火爬得过高而精疲力竭的普罗米修斯。不堪负荷的电力系统短路了，迸出火花，出现症状，引起神经衰弱症。（1984，191）

在工业现代化的巨大威力推动北美社会大转型的时期，韦尔·米切尔是精英女性的最佳医生。他强调，在特定的家长式统治下，维多利亚时代妇女所处的文化困境，导致她们多发神经衰弱症：不愉快的爱情、失去社会地位和财产，“日常的烦躁，还有对生活的担忧；少女时期一去不复返，生活失去了明确的目的和目标，而这些目标在男人的生活里，就像飞转的轮子对机器的稳定作用”。（引自Drinka，1984，201）

美国19世纪后期的历史学家西奇曼（Sicherman）指出，神经衰弱症表现了那段时期的主要社会危机，即“超负荷的电路和透支的银行账户”。他认为，神经能源的供应是有限度的，这就像资本主义市场里的金钱和商品一样。然而，社会压力“要求过度、无节制的能源供应”（1977，34，35）。在众多被诊断为神经衰弱患者中有威廉·詹姆斯、亨利·詹姆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查尔斯·达尔文。假如在比尔德的青少年时期，神经衰弱症已经普遍流行的话，无疑，他自己也会被诊断得病。

霍华德·范斯坦在他撰写的威廉·詹姆斯传记中，对神经衰弱症的文化环境前提及其受社会的重要影响概括叙述为：

在19世纪中叶的新英格兰，它（神经衰弱性慢性虚弱）将浪漫主义和清教徒的传统聚合成一个“持久耐用”的社会角色。努力工作以获得救赎，谴责疾痛，怀疑快乐，相信受苦受难导向荣耀等，乃源于清教徒文化。坚持自我表现，高度评价休闲，赞赏精到敏锐的感性，则源于浪漫主义。在如此猛烈的逆流交汇中，疾痛有相当的实际用途。它为患者提供了社会性的解释；它认可欢愉，把休闲作为健康的处方；它使患者免受幼稚的责任压力，迫使别人提供照顾；它还使患者能够表示自己的拒绝情绪，以保护重要的个人关系。（1984，213）

在那个社会飞速发展的年代，对今日普遍存在、被冠以专业术语的“压力”，神经衰弱和其他的医学名词已经替代了宗教范畴。社会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