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夫·克里斯提瓦的生活恰恰陷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

我们在中国开展研究工作时，也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弱势群体中，发现了相同的现象（Kleinman，1986）。阅读跨文化的文学作品，也使我确信，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个全人类的普遍难题。我们描述的病例向我们示意：精神病学、公共卫生和社会工作的介入，有可能缓减地方的恶性循环，甚至打破这种循环，即使这种介入必须伴随着社会的变革才能奏效。从这一点来看，在鲁道夫·克里斯提瓦的境况中，最不幸的也许是他病态的消极态度，一味自怨自艾，而不是更有效地处理具体的情况，以及他的神经质的、不断为自己制造困扰的倾向。不管怎样，鲁道夫·克里斯提瓦的疼痛指出了我们现代社会生活中心的某种更普遍的问题，它造成越来越多的人性异化，这也是引起慢性疼痛的缘由之一。这个从中心作梗的问题，这种生活的痛苦，完全应该像它所造成的问题一样，成为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

在鲁道夫·克里斯提瓦的病例中，有两个主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一个是他常用的淫秽的隐喻，这也是他父亲喜好的对苦恼的习惯表达；他的同性恋和腹痛也包括在这个语意网络中。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个关联看作是沟通他的社会环境与身体，象征性地泄放怨气的特殊例子。果真如此的话，这个综合的、象征-对象化的诠释令人印象深刻，不仅因为它彻底的否定涵义，也因为它那多重沟通渠道（言语、视觉、嗅觉、声音、腹部感觉、日常排便）。除非我们找到连接象征与自我，声音与身体，理智与情感的方法，否则我们永远别想理解这一关联，更别说逆转它的可悲方向。

另一个就是克里斯提瓦的犹太种族问题。我觉得，鲁道夫有时活脱脱是伍迪·艾伦的作品，一幅典型的犹太人特性的漫画。不过在这表面的犹太特质之下，有着更深的层次。鲁道夫的博士论文与阿尔萨斯的纳粹有关，这是某种阿尔萨斯人不愿他深究的事。阿尔萨斯位于德法边境，犹太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在那里都有久远的历史。它又是法国军官德雷福斯的故乡，因此是法国本身反犹太主义和亲犹太主义分裂历史的象征。作为一个犹太人，克里斯提瓦开始时勇气十足，想要探查谁成为阿尔萨斯的纳粹，以及他们在法国被占领时期和战后扮演了何种角色。但是他得不到他要的档案材料；有人扯后腿，推说文件遗失，长期拖延，不愿接受访谈；有人告诫他不要打破当地脆弱的平衡；最后，鲁道夫有条件地投降了。他享受了他喜爱的生活方式，代价是放弃努力揭露杀害他的犹太同胞、甚至包括他的一些远亲的凶手。他本应该挖掘得更深，然而他却停留在事情表面。如果现代犹太人的意识特征有一个基本主题的话，那就是对表面现实的深刻怀疑，以及与之相连的挖掘隐藏的动机与意义的热切欲望。马克思、弗洛伊德、卡夫卡、列维-斯特劳斯，以及无数其他人，都在探寻这个恐惧和仇恨残酷混杂的隐秘区域，这种探索丰富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命。鲁道夫·克里斯提瓦不曾完成他认为应该为他的同胞，为我们大家做的事。这就是他的负罪感，在他看来，自己与那些袖手旁观装满犹太人的牲口列车、在黑夜里出发的人没什么两样，都有为了存活而犯的罪恶。

一段文字可以因其内容而有意义，但也可以因其为读者带来广阔的联想背景而有意义，它激起了读者对诠释环境因果的需求。我们与故事主人公的生活有任何不同吗？这是否是对患者-医生关系的有用类比？对对象-研究者关系也有相似意义？这个病例中的研究者也是个犹太人。而且，我也曾到过阿尔萨斯，那是在我大学时期的一个阳光灿烂的多事之夏。我也像鲁道夫一样喜欢在那里度过的日子。当时我根本没有注意到阿尔萨斯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虽然只相隔了十几年。

直到有一天，我在一个阿尔萨斯小镇外的可爱的水道边漫步时，遭遇到一场骤然的雷阵雨。大雨开始时，我跑着冲向远处的树丛。为了躲避滂沱大雨，我跑得太猛，结果撞在一扇高大、生锈的铁门上，它受到我身体的撞击，猛地打开了。当我通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