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来找医生？我不知道。也许，疼痛是我们寻求帮助、保护的途径，是要求某种强大的部门来照顾我们的渠道。

当我情绪恶劣时，我觉得我的生活是失败的。我没有亲近的朋友，做着一份可恶的工作。我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又远离亲人——而与他们接近时，又无法相处。我在精神上也感到不满意。但当我情绪好转时，我会看到自己的生活并非一无是处：我与我的姐妹们还是有亲近的关系；能够活着，也是一种成功；我曾做过一些好事，有慷慨之举；我有很强的、也许是有害的智力。我想，我最大的成功，是使憩室炎缓减（但愿老走这种好运），有自己的栖身之地，能独立地生活，虽然无能为力，也还能活下去。这样看起来，总体上还并不那么坏。但是，我还是重蹈了我父亲的覆辙。我对自己缺乏信心，但有时又会有一种外强中干的过分自信，两者交替出现。我在论文写作和同性恋问题上有心理障碍。如果社会经济形势变坏，我很容易失业。疼痛嘛，它只是我生活又一方面的问题而已。它令我担忧——它可能恶化，我可能得癌症——但这些都不会比我的工作、我的社交生活、艾滋病等更令人担忧。

诠释

从这个病例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疾痛意义。克里斯提瓦的疼痛为他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透露了个人和人际的丰富涵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症状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他对腹痛症状缘由的比喻中，从他关于肠子里集聚的压力归因于工作上无法表达的困境的观点中看到这一点。艾滋病在西方社会中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它是最新最致命的性病惩罚、现代的瘟疫等社会舆论，是我们大家已经通过报刊杂志和电视等大众媒体耳濡目染的。这个文化意义在鲁道夫·克里斯提瓦的心中是个恐惧的阴影，既然它存在于整个同性恋群体中，并且逐渐扩展到社会的其他部分。最后，我们看到，鲁道夫·克里斯提瓦对他的疾痛解释模式，不仅包括对生活中的痛苦的自我反省解释，而且包括对长期疼痛患者的心理特征与疾痛的原因或结果关系的说明。在我看来，他的见地不比研究这个课题的许多学生逊色，不过，那些慢性疼痛的临床和研究报告不会包括这样的患者内心洞察。另外，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长期的个性异常紧缠着鲁道夫的生活，给他的疾痛经验染上了浓烈的色彩，并且与他的工作和其他社会问题夹杂在一起，加剧了疾痛。

我发现鲁道夫·克里斯提瓦的疾痛的人类学诠释，是说明慢性疼痛缘由的一个范例，在北美文化中特别典型。克里斯提瓦是美国社会中的一个失败者，他没有成就。事实上，他的职业和收入已从他父辈的、虽说是不稳定的中产阶级地位，下降至无产阶级的生存方式。无疑，他的心理问题造成了他的社会地位下降，而这种社会地位下降继而使他挣扎在剥削势力中，这种剥削在资本主义的低层领域里尤其厉害，就如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在一篇描写悲惨世界的短篇小说中说的，它会“吃”人（1981，4）。弱势人群在社会中往往处于更大的危机中，因为他们无法控制压力，无力动员求助以应对各种疾痛和死亡（Berkman，1981；Black，1980；Cohen and Syme，1985；Mechanic，1986）。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把压力搁在我们所有人身上，但是，弱势人群无权无钱，地方社会系统不会（或不能）转移或减轻压力对他们的影响。失业、勉强就业，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进一步造成了恶性循环。身处其中，这些缺乏地方社会资源的人们，遭遇更大的经济压力，不得不接受不公平的关系，并对此无能为力。这些地方环境造成或加深了绝望的感觉，并使这种感觉普遍化，从特定的问题扩展成整个人生，制造痛苦、消沉和绝望（Brown and Harris，1978）。本来由生物性损伤或疾病引起的慢性疼痛症状，因这些不幸的恶性循环而加重和延长（Osterweis等人，1987）。显然，原先存在的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可能会使这些不幸永远循环下去，虽然精神病症状也常常是这些循环的后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