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2 / 10)

化,还会不停地担心这些变化是否是潜在严重疾病的信号。譬如,我胸口的细微压迫感会是心脏疾病的征兆吗?我感觉到的下腹部绞痛要紧吗?我应该把头疼当回事吗?卫生纸上的血迹是由于痔疮吗?我应该为这些问题去看医生吗?

当然,我们始终都会有身体不适的感觉。大多数时间,我们不大注意这里有点刺痛,那里有过抽搐。然而,当我们身处生活中的紧张状态时,当那些突发事件打破了我们的平衡,或者使我们焦虑,让我们惊恐时,当症状带有某种恶性文化意义的可能性时(比如,大便上的血可能是直肠癌的早期症状),或者当症状对特定个人有特别的影响时(诸如,一点点气管阻塞之于哮喘病人,背部肌肉抽筋之于脊椎盘退化性病人),我们会警惕地注意这些异常,而不是把它们归于正常。处于这种担惊受怕中的人,往往会夸大这些症状的经验,还会采取应对的行动。我们会避开一些事情(比如,待在家里不去上学或不去上班,中断约会,取消度假计划),改变饮食习惯或锻炼方式,吃药,看医生。这样,有意无意间,身体的经验就转化成社会的行为和问题。如果我们有那种喜欢夸大压力意义的个性,或者属于那种为身体变化焦虑上火的人,那么生理的症状就会被变形变大。我们的认知方式、情绪状态、口语和非语言的交流能力也直接影响这种夸张的作用。

就如我在前两章中讲到的,当我们长时间承受压力的时候,或者当慢性内科或精神疾病发生时,原来的状况会被夸大,这或许是由于环境和关系的文化意义,或许是由于迎合制度政策的需要,比如,申请残疾待遇。但是,这种精神经验夸张转变为躯体症状的现象,还源于我们先前的症状经验,以及当时对症状恶化的担心和控制的需要。也就是说,躯体化一般发生在哮喘病、心脏病、关节炎、糖尿病和慢性疼痛症患者身上,就如与其相反,症状的最小化和否定,也常发生一样。慢性疾痛经验给个人提供了对症状两种反应方法的训练。医生通过几种途径助长躯体化:他们可以帮助确认患者的怀疑是值得重视的;或者在忽视引起不适的压力、只注重不适本身的情况下,他们可以用药物治疗个人精神问题或人际关系问题。患者的家人也常常会助长这种躯体化:他们对有些抱怨的不适当的反应方法,无意中会鼓励这种现象。

在我们将要看到的病例中,问题被放大了。对慢性疼痛来说,症状几乎就是病变的定义,病理程度似乎不能解释感受到的疼痛的严重性,或者疼痛引起的对身体功能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疼痛症患者觉得很难使自己和别人相信疼痛是真实的——因此,许多疼痛症患者不愿接受关于疼痛的社会心理学的解释。因为,社会心理学似乎是要否定他们疼痛的“真实”的身体经验的基础,他们应该接受肉体上的治疗,是正当的医药治疗的对象。

在这些介绍之后,我们可以以真实的疼痛症患者为例,研究疾痛经验的不同意义,以及各种意义(文化的、个人的、处境的)对疼痛和疼痛对各种意义的相互作用。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已经治疗了,或者说研究了两千多个有疼痛症状的病人。从这些病例记录中,我选了三个实例。它们能够用来说明我们以上讨论的某些疾痛意义和躯体化经验。当然,我将强调疾痛经验在生活中的相似性,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说明它在生活中的差异性。我的论点是,慢性疾痛是特殊的,这就像不同个人的真实经验一样。固然,由于慢性疾痛共同的问题,它具有不可否认的相似性;同时,它加强了对人的境况的某些一致性认识。因为归根结底,疾痛经历是不同个人的真实经验,是因人而异的。首先介绍的病例是要说明作为生活方式的疼痛。美国诗人埃米莉·狄更生(Emily Dickinson)(她自己也是疼痛患者)写道:

疼痛——有一种成分是空白——

它无法回忆

当它发生时——抑或,就当它

没有开始——

它没有将来——除了它自己

它没有尽头,繁杂冗琐

它的过去——让你知道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