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遍数慢性疾痛的苦恼和病残，以及它们引起的个人损失和经济耗费，我们看到，没有一个社会细胞能避免不受其影响。如果你我并没有慢性疾病，但在我们的人际关系：父母、祖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伯父伯母、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姑父姑母、姨父姨母、朋友、邻居、同事或者客户中，就有人不能幸免。我们只能惊诧，对如此普遍的问题，社会竟采取否认手段，竟把生活的正常的一面隐藏得如此之深。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政府在鼓励消费，或者在动员群众的政治活动中，都不愿意向他们的国民论及慢性疾痛的广为流传的形象。这是因为，衰弱、病残和异常唤起的是道德的求助，而这不是大多数社会政治体系热衷做的事。在现时代，形象塑造是政治的要素，没有任何当局会愿意揭示这些现实，生怕这些形象会威胁他们天真的乐观主义，而这正是他们竭力要在公众中维持的。

为了解决我已经提及的种种困难，我们必须讨论关于因果关系问题，以及如何有效地对付疾痛的办法。答案不仅仅来自病人，还必须来自他们的社会人际关系、媒体，或者来自正统的和替代的医疗系统。对深入慢性疾痛的崎岖苦海的更直接的策略来说，这些解释性的诉说是十分关键的。再说，从长远的策略来看，要评价更深远、更有力地影响慢性疾病的漫长过程的要素，也需要持续地监测、搜集第一手资料。也就是说，人一旦有慢性疾病，就有点像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会在疾痛引起的诸多变化中，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过去的事情（不幸的是，他们常常重蹈覆辙，尽管他们曾经从中获得过教训）。诠释已经发生的事及其原因，预测可能发生的事，使眼前的病患现实成为一个不断自我反思的与疾痛意义较量的过程。这件事是否预示着治疗和预防堤坝的一个缺口？这一经历是否意味着我不能再依赖已有的处理方案？即将出现的情况会不会像一年前那样加重病情，还是像两年前那样，没引起什么感觉？

慢性病人是吉兆或凶兆的解读者。他们像档案保管员，搜寻和整理经历过的零星无序的材料；他们亦像习惯记日记的人，记录疾痛造成的困难时刻和克服困难的欣慰；他们也像绘图员，标下症状的新旧范围；他们还像是疾病症状的评论家（谈论痰的颜色，大便的硬软，膝盖疼痛的程度，皮肤损伤的大小、形状，等等）。在这持久的反复琢磨中，慢性病人久病成医，获得相当可观的疾痛知识。然而，就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本能的抗拒和幻想总是使慢性病人相信，疾痛对生活的打击没有那么可怕，看来可以长久维持现状。创造神话是人类的普遍本质。人的这一属性使他们宁愿确信医疗资源会与他们的愿望相一致，而不愿相信现实。也就是说，自我欺骗使慢性病人能够忍受疾痛。谁说幻想和神话对保持乐观没有作用？它们可以促进生理的治疗作用（Hahn and Kleinman，1982）。我这里要表述的论点是，慢性疾痛的意义是由患者以及他们周围的人创造的，他们把野性的、异常的自然事件改变成一种文明经验，后者或多或少受过教化，有传奇色彩，受某种礼仪的控制。

在慢性疾病的治疗中，患者解释疾痛的模式开辟了另一实用的行为选择，它是患者整理、调节和沟通的途径，从而能够象征性地控制症状。慢性疾病的有效临床治疗的关键任务之一，就是要肯定患者的疾痛经验其实构成了非专业人士对疾痛的解释模式。医生应该懂得这种模式的特殊语言，并且用以与患者商讨沟通，找到可行、可接受的医疗途径。这一任务及其价值恰恰都被低估了。临床医生的另一关键的任务，是对患者的经历故事作设身处地的解读，把疾痛问题转化为患者人生履历中的一个主题。这样，医生倾听每位病患者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给医生提供了疾痛的具体描绘，不然的话，那只是遥远的可怕现实。这样，医生会注意到患者和家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作的所有努力和尝试。他们的诉说突出了人生的核心主题，比如不公、勇敢、战胜极端不利的条件。疾痛经验的细节为他们关于人生主题的观点提供了论据。

因此，患者的疾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