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说就是对自己疾痛经验的梳理——它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对与自己休戚与共的人又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疾痛诉说是由患者以第一人称讲述的、由其他主要有关人物以不同方式复述的故事，它把特别的危机事件与长期忍受苦难揉捏在一起。构成疾痛故事的情节轮廓、主要隐喻、语言技巧，都打上了文化类型和个人特性的烙印，而这些因素直接影响梳理疾痛经验的方法是否有意义，以及这些意义的表达是否有效。在慢性疾病的漫漫过程中，这种模式的诉说改变甚至创造了经验。患者的诉说，不仅仅反映个人的疾痛经验，它也有助于了解症状和苦难经验。疾痛诉说常常是以患者和家人的抱怨和解释模式出现的。因此，医生要充分了解患者和家人的疾痛经验，就首先应该把这些零星的疾痛诉说汇总起来，然后，必须依据不同的疾痛意义种类——诸如症状征兆、文化意义凸显的疾痛、个人境况、社会环境等，去解读它们。

老年人普遍喜欢讲述疾痛故事。他们常常把疾痛经验编织进他们的人生故事，天衣无缝，但结尾总是不断修改。因为在人生旅途的终结阶段，回顾过去总会构建进许多现实的东西。人处生命的夕阳时分，喜欢历数自己曾经经历的人生艰苦跋涉，这很自然，就像青少年爱做白日梦一样。把记忆中的事串联在一起，分放在适当的位置，重新思考，一视同仁地当作行将结束的故事，反复叙述：这就是老年人的故事。行将就木的人总是要为身后的人，也为自己，构思一个连贯的、带有适当结论的人生总结。

在这样的故事中，疾痛，像其他的不幸一样，具有启迪意义：它曾经制造过极度的困难，它是那么可怕，不可一世，而今就要从它的淫威中彻底解脱，一笑了之。疾痛融进了人生的故事，这可以帮助老年病人感悟人生的成败得失、荣辱沉浮。这种叙述是一个聚焦于精神-生理转化的发展阶段。那么，不难理解，在这同一过程中，老年病人应对疾痛、过去和现在的必要素质也得到发展。这对他们有着重要的意义。叙述这种故事的过程构建起类似人生终结时必备的技能，使老人有资格给年轻人提供人生指导，也使年轻人和活着的人能够记得亡者的诉述，从而使亡者活在他们的心里。对医护人员来说，重要的是见证这些人生故事，证实它们对疾痛的阐释，并肯定它们的价值。

我们大多数人对别人讲述自己的思想，为的是要弄清楚自己的思想，其间，听众的反应与我们自己的一样重要。老人们对我们反复讲他们的故事，也属类似。固然，随着年事增高，认知能力衰退，原来的对话越来越变成独白。在人生行将结束时，虚弱的患者被身不由己地送到医院，无人可与之讲诉自己的故事，这简直是让临床医生嘘唏的最悲惨的事。这时，医护人员如果代替应该出现在病床前的人，倾听患者的诉说，无疑是老年医护工作中最人道的角色之一。

回顾人生的诉述也常常发生在某种疾痛引发灾难之时，或者与这种灾难擦肩而过的情况下，这种时刻的诉述往往带有道德的意图，有点像在礼仪上背诵经典神话，以稳固处于危机的主流价值观，使他们的社会关系的张力得以强化。就像仪式中的神话故事的作用一样，疾痛故事也给失却塑造最终的形象（参见Turner，1967）。疾痛的故事还可能被用作政治的评论，在控诉某人受到不公正待遇和经受压迫时，它常常被引用为一种谴责（Taussig，1980）。由于这些原因，病人回顾诉说疾痛时，很容易歪曲疾痛经验的真相（历史），因为诉说疾痛的目的不在于对历史环境作忠实反映，而在于诉述这些传记故事的意义和价值。

为了符合有争议的残疾条例，或者为了医疗事故诉讼的需要，当事人往往对疾痛和治疗经历的报告作倾向性的修改，还会出现类似回顾性的叙事，这更糟糕。医生记录病历中不无互应性的活动，也就是说，他们有时会根据同行的审查和官方检查的需要来推想疾病发作的各个片段。这样，病例记录往往会帮助医生免受官方的批评和法律的追究。在医药诉讼流行、同行审查压力空前的时代，我们不难预见疾痛意义会有对个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