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造成越来越大危害的一面。当然，医生的回顾性叙事与那些为非专业老百姓写的回顾性故事：诸如劝诫故事、道德榜样、患者的一生总评等，有互惠互应的作用。因为所有的医生都必须相信自己的专业技能，而这些技能在慢性病的无法预见性、难以控制的病变中受到沉重的打击。这样，医生的报告可能充当一种事后劝告或推测，防止治疗不充分和失败的感觉。

患者和家人对疾痛的解释模式，与医生对某个患者的疾痛行为在特定的时间、环境中的具体异常现象的诠释，两者之间存有相似之处。医生（包括研究者）认识到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他们也看到了慢性疾痛对个人的意义，它为社会所利用。然而，医生的视角不是全方位的。他们往往分别地解读各种不同的因素：这个人、这种情况、这种疾痛或者疾痛的某个方面。有经验的医生都知道，慢性疾痛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会衍生出几种、甚至多种意义：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在一个具体的病案里，医生如何界定哪种意义是最基本的，哪种意义是次要的？选择诠释的过程反映了医生作为目击者兼专业人员的注意力，也反映了其为慢性病人的医护作诠释的意图。这一实用的医疗导向束缚了对疾痛的诠释，也抑制了患者及其家人的作用。我将在第七章描述疾痛报告中详细揭示这一过程，并在结尾的两章里，把这一论题延伸为疾痛意义与医护专业工作关系的一部分。这里我只想简单地指出，临床医生个人的（反移情作用）和专业的（疾病）兴趣会对疾痛的解释产生很重要的影响。进而，临床报告也许更应该被看作是，与作为主体的患者进行关于积极创造疾痛意义的对话，而不应该把患者作为被动客体观察的结果。

这就是说，当医生带着自己特殊的兴趣或注重点（譬如治疗的、科学的、医学专业的、经济的或个人的）倾听患者对疾痛的诉说时，疾痛就有特定的意义。甚至在医生把一种难以捉摸的疾痛确定为某种确定的疾病之前，就是这种倾听和审视疾痛诉说的方法，会影响医生的疾痛报告及其诠释说明。一般来说，患者懂得来自不同方面的要求——家里的、公共医院的、私人诊所的、残疾人的机构的和法庭的，也知道这些给予帮助的方面会如何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剪辑形成各自的故事。同理，如果医务专业人员停下来考虑（在紧急临床治疗的时候，大多不会）一下的话，就会认识到，他们倾听患者诉说疾痛时的不同行为，是如何影响患者的讲和听的。急救部门的繁忙的外科医生、在医院轮值的产科医生、某一单位的或者某一行业诊所的内科医生、筋疲力尽的实习医生、特意强调生物伦理学的教授——都有不同出发点。他们的点头方式、他们的不安或者一个注视都会影响患者诉说他们的疾痛故事。更有甚者，医生在倾听患者诉说时，会选择自己想要听的一面。于是，对有些方面他们会很注意地倾听和汲取（有时甚至是患者没有讲出来的），而对患者谈到的、甚至是反复讲到的另一些方面，却全然没听见。医生所受的教育也鼓励这种危险的谬论，即最好隐喻性地理解患者的诉说，避免逐字逐句地去解读它们。

我把这些现象解释为临床的现实——即健康专业人员对具体疾痛问题所作的说明，对其他人关于如何治疗的期待的感知——都是不同的，因为他们不同的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与不同的患者打交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钱是最关键的、无法躲避的问题。在临床医疗环境里，明显地也不那么隐讳对它的注重；钱的问题常常扭曲临床事务的沟通和医疗实践。在理解患者的诉说时，临床医生（也包括研究人员）必须去掉自己充满个人和文化偏见的框架，他们还必须重新审视业已形成的临床医疗环境的模式。他们必须弄明白，治疗的利益被哪些他们最关心的事所改变：理论的验证？发表研究成果？抑或是单纯地为了生计，或者发展个人的事业？专业偏见的另一个例子，是对某几种慢性病人的不公平成见（比如“荒唐”、“古怪”，或者“你的典型疼痛患者”）。医生们应该把这类人的利益作为持续的自我反省的主题，在诠释患者的诉说时，同时梳理这些问题，确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