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痛经验的解读不带有倾向性，不丧失合理性，使自己的诠释不至于成为通向有效治疗的障碍。这其实是慢性病治疗和研究实践中极大的问题，但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

在这疾痛意义的第四层次上，艾丽斯·奥尔科特的家庭医生不愿意听到也不想看到她的消沉沮丧。拒绝接受，是人类社会对疾痛的最常见的反应。病人们深深地感到恐怖。像艾丽斯一样，他们都心照不宣地意识到，不可逆转的病变，将无情地、接二连三地把他们推向更悲惨的困境，直至死亡。艾丽斯·奥尔科特停止了短暂的放弃，又一次接受更严峻的困境，她已经意识到自己放弃的企图，也可以推断它危险的结果。负责治疗她的医生们也变得能够接受自己回天乏术的无奈感；托里斯大夫，一个美籍西班牙裔的内科医生，逐渐地学会改变自己对美国新英格兰人的种族偏见，即认为他们是冷漠的、感觉麻木的。终于，在他眼里，艾丽斯既不冷漠，也不麻木。他意识到，他的这种陈旧偏见，其实是使自己免于为她伤心的一种借口。作为一个咨询医生，我既要克服不顾相反证据、不断冒出的把她诊断为可以治疗的精神疾病（重度抑郁症）的念头，也必须克服自己想让她诉诸抗抑郁症药物的愿望，幻想这将使她痊愈。

我认为，在疾痛加剧导致不可逆的逐渐病残的阶段，重振道德精神不能只依靠某种特殊的技术，而是要诉诸许多临床行为的结合。上面我已经强调过医生对疾痛的见证应该是设身处地，富有同情心。与病人在一起，营造诉说疾痛的环境，帮助他们改善处境，使疾痛经验变得有意义和价值，这是医生的有关生存的责任。不过，医护人员也在努力塑造勇气，并希望他人以此为榜样。医生还应具有智慧，以特殊的方式认可患者的痛苦，这往往是借用讽刺，或引用似是而非的隽语、幽默等，当然也包括掌握分寸——知道适可而止。在我看来，这是医生和患者共同的道德核心。这种共同美德，不是费用/受益恒等，或者经济实力能够获得的。所以，把医生-患者的关系商品化为金钱交易，就无法解释医生-患者关系的这一方面。宁可说，这是医生和患者给对方的礼物。

1898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对聚集在爱丁堡的听众发表吉福德讲座，这就是至今仍有影响的名著《宗教经验种种》（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其间，他阐述了对经验的两种实际存在的个人观点。他用对痛苦问题的感受，以及听众可能有的对欧洲人的陈旧感觉即世故，对美国人的一般印象即天真，恰当地把它们比喻为一次人生和二次人生。詹姆斯把人的一次人生解释为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只注意日常生活和宗教的表面：充满希望、积极的、有秩序的和进步的东西。二次人生就正好相反，成了悲观主义者，他们往往注重于经验底下黑暗的方面。这两次人生之说，正好被社会不公正和个人的痛苦问题所吸取。

慢性疾痛的经验常常把人的一次人生转化为二次人生，就像前苏联的不同政见者，现在的流亡诗人伊琳娜·拉图西斯卡亚（Irina Ratushinskaya，1987，19）反思自己来之不易的睿智，讽刺性地将它写进一首关于残酷的监狱经历的诗中：

如此赐予只能发生一次，

或许，一个人也只需要一次。

疾痛教人们懂得，我们不得不经受我们不愿意、也不应该经受的苦痛；在对于事物的自然法则的淡然乐观主义的门面下，有着对造成伤痛的暗流的深深忧虑，那就是对不幸事件和灾难的担心。身体经历的变化、反复无常和紊乱，使我们怀疑从小就被教导接受的——也是我们需要相信的“秩序”。病残和死亡逼迫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人生和周围世界。人类内在的转化，或者超越升华的可能性，有时就是在这令人不安的洞察中启动的。拘泥于行为以及它的起因的人，也许会因此而获得一个更接近本质、更有象征性的、更能自我反省的世界观。理性的计算本该使“供给和需求”成为“经济人类”的精明智慧，然而，对一个正在受疾苦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