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横武断的态度、担心父亲会逼自己放弃梦想时，他流下了眼泪。该病人哀叹父亲认为他想成为艺术家是愚蠢的、无男子气概的表现，总是批评自己的儿子“没出息”、“妇人之见”。此后，他开始复述一直以来自己与家庭独裁者似的父亲间的沮丧冲突，控诉自己有个从小就使他惊恐的暴君父亲。

“我从来就不能用我、我、我自己的双脚在我父亲的面前站、站、站起来，”他结巴地说。几分钟以后，他的双腿瘫痪突然开始消退。半个小时之后，他的麻痹症竟全好了，并且没留下任何身体上的后遗症。

这个案例涉及的象征意义并不太复杂，也并不十分“创新”。病人的双腿麻痹，活灵活现地代表了他像孩子似的无助，没有能力抗拒父亲的主宰，不能自主地选择自己的职业，无法维持成年人的自尊形象。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心理分析治疗和精神发泄中充当了心理-生理-社会转化过程的中介，这些问题仍然是心身医学领域中需要探索的谜团。然而，这一案例足以让我们了解转化症状，原原本本地描述了价值意义的冲突的生理体现，说明这些躯体上的表征有着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作用。在这个案例中，病人肌肉的麻痹，隐蔽地代表了他的意愿的瘫痪；它造成的残疾无能的结果，实际上使病人有正当理由拒绝其父的要求，从而避免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心理分析式诠释的问题在于，它的创导者们不满足于这一层次的分析，进而要探求“更深”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常常很少能在临床医学或者科学的范围里判断、证明。执意追求精神分析的真实，会导致完全忽视患者的人性和个性，这就无异于过分强调生物医学检查的机械归纳法了。

精神病专家处理这一案例，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案例时，这种症状会被放在一些特殊意义的前因后果的境况中去诠释，而疾痛正是在这些意义中具体体现出来的。症状和境况被解译为表征和本题。后者延伸并定义前者的涵义；前者使后者潜在的可能性具体化。本题满载着潜在的意义，但是，在那些症状-表征中，只有一种或者几种意义有效果。当然，现行的症状符号化过于累赘，生活本题又有浓重的意义，对它们的诠释中还有太多的不确定和模棱两可。这就使临床治疗的这一方面工作更像是文学评论，或者说，更像是对外族社会某种仪式的人类学的分析，而不是对肿瘤的化验或者切片观察结果的诠释。在把疾痛重新确认为疾病的人文行为中，解释过程也有相类似的情况，特别是当它们受到迫切的疾痛境况的驱使，紧急要求治疗出面干预以缓解病人痛苦时。这就使每项临床行为与生理科学方式存有歧义。或许，我这是在描写疾痛行为（因为，患者和他们的家人毕竟也积极努力参与这种诠释）的性质和医生的工作，这两方面都比较接近人文科学。时下在这些学科中，诠释工作已被看成是基本的活动。

就如那个歇斯底里的瘫痪案例所表明的，身体的表征的作用，诚然并不重要，也没必要去刻意寻求这种作用，但在大多数慢性疾痛中，譬如，像艾丽斯·奥尔科特那样的情况，医务专业人员已经习惯于观察了解（通常是直觉和随机的）病人的强烈感情支配和内心的骚乱是如何加剧疾痛程度的。弗洛伊德的巨大贡献就在于，他使医学界认可了用患者的履历和人际关系的背景来解读疾病，承认这是医护工作者的正当技巧之一。在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们看来，要完全地诠释疾痛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发生在厨房里、办公室里和学校里的事，也都是不能被忽视的。这一观点继续受到精神病专家、心理学家、家庭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以及其他辅助专业人士的重视，他们要建立一种新的普通医护语言，它能够解读疾痛与深层个人隐私的联系。

当患者作检查脱去衣服时，身上丑陋的湿疹伤疤完全暴露，或者皮肤上红色翻露、片状剥落的牛皮癣斑块一览无遗。这时，医护人员应该意识到，患者可能会有羞耻、受伤害、愤怒、沮丧或者其他的复杂感情。这些感觉和情绪是疾痛经验的主要成分，它们可能在总体上改变患者的生活经历，也可能对疾痛本身发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