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是一种恼人的压抑，有必要对之作出反应。在疾痛的第三层意义上，艾丽斯·奥尔科特被接二连三的并发症所吞没：她为失去部分身体而悲哀；为遭遇身体功能、形体、自我形象和生活方式的损害而伤心。她还经历了看清自己通向死亡绝境的绝望。她接受的心理治疗包括倾诉不幸和痛苦。根据我的经验，对慢性病的心理治疗，总归只是一种哀悼或安抚。而临床医疗活动也许要遵循其他的途径，使患者重新振作精神。医生可以帮助患者（和家属）控制惊恐，对于他们由于身体官能限制引起的极度愤怒，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妥协或共识；医生也可以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对自己身体和自我的信心；医生的作用还在于，他们可以教育帮助病人，既摆脱越来越强的对自己不能生活自理的内疚感，也消除对健康人的嫉妒；最后，医护人员还可以帮助患者正确对待死亡。

了解患者的内在世界

为了更深入地分析，我将用艾丽斯·奥尔科特作为实例，详细讨论疾痛的第三种意义。首先，我将从个人隐私和经验的内心世界入手，然后，转向个人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人际关系网络。不过，我这样做并不是要歪曲情感、认识和地域社会系统之间的联系。事实上，这些联系使每个生命完整无隙：社会的结构是渗入内在经验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样，私密的白日梦、想象和情感也是构成社会生活的基本的元素。

在20世纪，许多精神病专家和心理学专家对医疗障碍的最初研究，或者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原初探索，已经从关于慢性疾病对特定患者的影响作用的调查中产生。可以说，弗洛伊德对这一研究的主要技术手段作出了关键的贡献。毕竟，他以治疗歇斯底里为幌子，为精神分析学建立了临床医学的基础。在他的追随者中，保罗·谢尔德（Paul Shilder）、弗朗兹·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费利克斯·多伊奇（Felix Deutsch）、迈克尔·巴林特（Michael Balint）和乔治·果代克（Georg Groddeck）像他们的大师一样，对介于精神和躯体之间的象征连续作用的研究，具有极大兴趣。每一个关于象征连续作用的研究，对真正的身心医疗方向来说，都有治疗法的含义。

这些早期的研究都是从症状入手的。他们把症状诠释为标引个人内心深处的意义的表征，譬如，性欲的冲突，依赖和被动的问题，控制和主宰的欲望驱使，等等。有时，这些意义或价值被认为是引起症状及其相关问题的原因：通过精神与躯体传导变异的过程，心灵的冲突物化为肉体的痛苦。这样，症状被看作是病人精神生活中受压抑的神经冲突的潜意识主题的象征性表现。虽然，这一模式在解释典型的歇斯底里转化（转化障碍）时，被证明是有用的，但它并不适用于大多数心身失调的疾病或者慢性病状况（Lipowski，1968，1969）。确实，还没有实验能够证明特定的症状与某种性格类型之间的必定联系，也不能证明症状与某种神经冲突的必然联系。相反，同一种心理问题与心身失调和慢性医疗问题的全部过程没有必然的联系，或者根本没有关系。

狭窄地用精神分析法来诠释疾痛的意义，已经成了特别难以走到底的途径。它像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虽然充满魅力和承诺，最终却只是导向推测和缺乏研究的死胡同。

不过，在一些经典的转化案例里，内在心灵冲突中无法接受的价值观真的会物化为躯体症状，而淋漓的宣泄，或者象征地操纵潜意识冲突会使它消失。此后，原本内在的问题继续纠葛和驱使。比如，我曾经评估过一个患有急性双腿麻痹症（瘫痪）的病人。治疗他的神经病专科医生怀疑他的状况就是这种转化，因为神经科的检查，发现这不是明确的病理学迹象。那个病人原来身体很健康，是个性格脆弱的男子，约二十七八岁。在我与他面谈时，他显然处于神经质的极端痛苦中，他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与父亲处于谁也不肯让步的僵局中。他的父亲坚持要他接管家族公司，断然拒绝他想要成为画家和雕刻家的强烈要求。当他数说其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