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时候，真是莫大的解脱。后来药物剂量减少了，副作用也随之减轻，或者说我已学会控制它们了。不管怎样，我又一次经受住了磨难，回到了我自己，我又可以扮演妻子的角色，又可以尽一个母亲的责任，虽然内心里存有深深的内疚，也没有什么自信。接着，脚踝的问题来了。我的忍受已到了最后的极限。不能再有什么其他问题，也不能失去一次。我觉得自己无力再继续抗争了。我想剩下的，大概只有我的肾脏了，它们也被夺去之时，就是我的完蛋之日。我开始感到真正的绝望，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我被击垮了，崩溃了。如果我不放弃，还能做什么？

当她经历心绞痛时，艾丽斯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她觉得，为了对付糖尿病，她已经做了所有她应该做的（严格地忌口和控制饮食；每天口服胰岛素；自孩童时起就测量血糖和尿糖）。她还避免了高血压，她知道有些糖尿病人就有这种疾病。她努力控制自己的高风险因素，然而，仍然是徒劳。

“我非常生气。生医生的气，生自己的气，生糖尿病的气，甚至生上帝的气，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对待我？”

紧接着一连串的并发症，她失去她的脚，似乎不可抗拒。奥尔科特太太变得沮丧、情绪低落。她说：

我决定放弃了。我觉得自己一直在为失去健康和生活本身而受苦伤心，死，也许对我来说更好些。毫无疑问，没有什么比残障、依赖别人更糟糕的了。我没有别的选择。我也许只能死于自己的悲惨中。

从判断精神病的标准来看，艾丽斯·奥尔科特处于深度的烦恼和抑郁状态，这是对她的慢性疾痛的反应。看得出她已绝望，但根据她的陈述，没有理由就此诊断她患有严重抑郁症，或者别的什么严重的精神病症状。她的问题不是精神疾病，而是对自己疾痛的反应。据我看，大部分是对她所经受的苦难、落下终生残疾的正当辩解，是在维护自己的自尊。在以后的几年中，每当她来波士顿时，我定期见她。当她能更实际地面对截肢这一事实时，她的情绪状况也好转了。终于，她又回到构成她人生世界的许多活动中。她是个不寻常的、不屈不挠的女子，具有非凡的适应能力和生命维持系统。在早期的心理治疗中，我们的谈话主要集中在她遭遇的一连串不幸。但当她的精神有所振作时，她那不屈服的性格又回到了她的身上。在最后几次见面时，她谈的是她子女的问题，她父母的问题，和其他的事情，没有再提到自己。

我们在医院门诊室的第三次或第四次见面时，艾丽斯·奥尔科特所说的一段话，使我牢记，决定选择她作为案例。她的话在我对慢性病的研究工作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大夫，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别人都有痊愈的希望，而我的病永远不可能治好。并发症越来越严重，我失去的也越来越多。总有一天，失去的和损坏的实在太多，我不想再作任何抗争。我已经对自己的身体失去了信心，它已被疾病占领。如果不是现在，那么就是下个星期，下个月，或者下一年，病情又会加重。与此同时，我还剩下什么：没有了左脚；血液循环不足已开始危及我那条好腿；一个有病的心脏和越来越差的视力。我上不能孝顺父母，下不能照顾孩子。丈夫也像我一样，已经精疲力竭，沮丧绝望。大夫，只有我自己必须面对这漫长凄苦的穷途末路。也许，现在只有向你倾诉可以使我好受些，但这能改变那条路吗？不能！我会尽我所能去抗争。我会努力活下去。然而，走完这条不归路的，只有我自己。你，或者任何别人都无力回天，也无法控制，没有人了解这一切。我需要勇气，你能给我吗？

在艾丽斯·奥尔科特的案例中，她表达疾痛问题（尤其是严重的）的斯多亚主义风格、抗拒对应疾病的性格特征，以及她特别在意的症状的不断恶化，正解释说明了疾痛的第一层意义。在现今的北美，她的糖尿病没有特别的文化标记。但是，她曾吐露，她的朋友们似乎认为，糖尿病与其他的慢性病相比，麻烦较轻，是一种不会引起严重残疾的慢性病。这种错误的看法使她恼怒，因为她知道糖尿病的厉害。她认为其他人的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