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或小城镇的悠闲生活风格向20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文化的过渡中（Drinka，1984）。许多人，通常是资产阶级或者上流社会的先生和女士们，对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对他们的冲击和影响，不无忧虑。他们的症状被看作是社会成员为他们生活环境的充分现代化所付出的矛盾的心理代价。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带有显著文化烙印的疾痛例子：巫术。在早期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社会里，巫术指控的罪名凝结着许多那个时代的主要社会恐惧，包括越轨、自私自利、反社会行为，以及性欲等等的威胁。巫术表现为对妒忌和嫉恨控制的偏狂，代表了一种固执见解，即将所有人世的不幸和罪行都解释成为严厉的上帝制裁。在20世纪的非洲部落社会里，巫术象征着相似的困扰，皆源于妒忌、嫉恨和灾难，尽管在那里焦点在于人而不是撒旦恶魔。在非洲社会，巫术还传达了对威胁生殖繁衍和村庄团结的恐惧（Turner，1967；Janzen，1978）。在上述的两个社会中，巫术都成了恶性疾痛的主要解释模型。这些疾病无常而不可测，一如巫术本身。它还提供了一种神秘方式，试图对社会不公的困扰和非正常死亡施加控制。

在中国，几千年来，有几种被称为疯病的精神疾病，有着特别显著的社会印记（Lin and Lin，1982）。甚至在今天，精神错乱不但仍是病人自己的耻辱，而且也让病人全家蒙受耻辱。媒人说亲时，通常先要问清楚对方家族是否有患疯病的人。如果有的话，她就会把这个家庭排除在婚配的对象之外——在以家庭为中心的中国社会里，这是个大灾难。至今，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甚至是在美国的一些传统观念较重的华人家庭里，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郁症患者仍会让家人觉得抬不起头，是会带来不良后果的祸根。在这样的家庭主义文化中，精神病患者的家人们宁愿病人被关在精神病院里，或者与家人分开居住。被诊断有精神疾病，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恐怖了，以至于“神经衰弱”这种委婉的说法在20世纪80年代仍然在中国流行，而这种表达方法在西方社会和一些非西方社会早已过时。“神经衰弱”这个名称提供了一个正当生理疾病的标签，成了那些不上台面、难以接受的精神疾病的外衣。在1980年和1983年，我和夫人曾经两次在中国大陆从事研究（Kleinman，1982、1986；Kleinman and Kleinman，1985），我们发现神经衰弱还被用于表达其他一些大家心照不宣的问题，特别是一些严重的政治、工作和家庭危机引起的个人意志消沉和孤独感。在第六章中，我将会用在中国做调查研究时的一个神经衰弱症案例，详细说明疾痛的文化意义。这个中国案例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北美和欧洲的类似情况做比较的绝佳材料。虽然这种典型的生理、心理、社会问题的纠集在不同社会中有其独特的具体表现，但也有很多例子表明，作为病态的“神经衰弱”的社会形象，传达了相似的意义。

在现今西方社会，最带有文化象征重负的疾病也许应该是癌症、心脏病，以及新的性传染病——疱疹和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首先，癌症——仍然是个十分险恶的问题。人类似乎还没了解它的发生规律，几乎不能控制它——这对20世纪后期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个直接的威胁。我所说的主流价值观是指把无章法的人类问题转化成有确定性结论的实践问题，可以用技术手段来操作，而不是转化成开放性结论的道德问题。癌症让人类十分不安。它提醒人们，我们生活环境中不可测性、无常和不公正的严峻存在，让人全面反省价值问题。它强迫我们正视这样的事实：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死亡无能为力。癌症也使我们对世界的解释的漏洞更显眼，使我们能在多大程度掌控它的问题更尖锐。也许，更重要的是，癌症预示我们，必须从道德的意义上考虑“为什么偏偏是我得癌症？”这个科学不能解释的问题。癌症同时也使人们意识到看不见的污染的危险性，例如，电离化辐射、我们基本食物中的化学成分。这些威胁作用混杂着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