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污染恐惧，以及现代人工制造的有毒废料污染环境的灾难，揭示了我们对科技发展后果的失控。现在又有抗癌药物有毒的热议，这就使这种危险的阴影从致癌原因扩展到它的治疗。这也似乎是在暗示，生物医学的技术本身也是这种危险的一部分。

与以往的知识越多越安全的假定相反，似乎我们现在懂得越多，我们的环境就变得越危险。与癌症一样，心脏病似乎也牵涉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我们选择吃什么；我们喜欢做什么。它凸显了与经济发展的疯狂速度、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相伴随的生理异常问题。它还指出了我们的个性风格的危机（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恋型人格恰恰是被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心脏病提出了许多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无处不在的紧张压力、亲密社会关系的破裂、休闲生活的稀缺，工作环境中久坐不动的状况（Lasch，1979；Helman，1987）。

让我们来看看整个社会是怎样对待这些问题的，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结构。我们把由于社会原因引起的困扰与疾病症状，都当作纯粹的生物医学问题来处理；我们指责迫使个人生活方式改变的意识形态的受害者；我们总是逃避那些棘手的、与价值观相联的问题，诸如与大众健康密切相关的吸烟问题、致癌物质问题、性淫荡问题，以及被婉称为现代社会难以避免的压力问题（Taussig，1986），等等。癌症和心脏病强化了我们对时代的危险性以及更为悲哀的人为灾难的觉察和认识。但是，政府的态度却是要淡化这些疾病作为社会秩序问题的意义，试图把它们限制在狭隘的医疗技术问题范围内。试问，还有比癌症和心脏病能够更好地反映我们的真实情况的镜子吗？

和癌症与心脏病一样，我们可以说，生殖器疱疹和艾滋病也带着特定的文化意义（Brandt，1984）。就如它们之前的梅毒和淋病，生殖器疱疹和艾滋病让患者打上了痛苦的（后者甚至是致命的）性罪的耻辱印记。同时，对这些疾病的反应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后工业时期的主流、商业化的性观点，隐藏着双重标准：一方面赞成个人权利和消费者的价值，默许不道德的性放荡；另一方面又道貌岸然地对这种不良性行为引起的疾病后果加以谴责。对这些疾病的患者来说，确诊就是一种惩罚宣判：“她得了乳腺癌，有生命危险！”“我得了冠心病，不能再工作了！”“她的男朋友有生殖器疱疹，却瞒着她，现在她也被传染了！”“你能想象吗？住在街那头的那家伙得了艾滋！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每一个陈述都像是把患者罩进一个难以抗拒的某种异常意味的框架，患者必须面对，连他们的家属也难以幸免。这些意味包括对长年疾痛缠身和英年早逝的恐惧、外科手术导致终身残缺的威胁、自我形象的毁损、自作自受的疾病的耻辱，以及对同性恋的偏见，等等。这个框架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表征，给这些疾痛打上了显著的文化印记，也就像是这些疾病患者头上的帽子，一旦戴上，此人的声誉和形象就有了污点，且无法轻易去除。

有些疾病的文化意义没那么严重，北美社会里对高血压的大众看法就是这样的例子。布卢姆哈根（Blumhagen，1980）对西雅图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临床病人群体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描述了对高血压的大众观点。一般外行人认为高血压就是太紧张了，压力过大，并不一定是真的血压升高，就如高血压的医学专用词所表明的[5]。布卢姆哈根认为北美人的这种大众观点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在高血压的治疗中，病人常常不遵照医生的嘱咐按时按量服药的现象。在医生们看来，这种现象是有效治疗高血压的一大障碍。只有当患者觉得“高度紧张”和“压力太大”时，他们才相信自己得了高血压，于是才依嘱服药。而当他们处于休闲状况，不觉得紧张的时候，就否认自己患有高血压，也不再愿意服药了。在这里，疾痛的模式是疾病的反换模式，也即是血压高的语义模式，而治疗的目的是要控制每日的血压，不管有没有压力，或是否紧张。尽管在北美，临床医疗和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