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中不乏健康教育，这种大众模式及其对这种疾病治疗的严重影响仍相当普遍。这说明文化意义的力量是持久的，不易改变。

并不仅仅是疾病的标签或名称才载有价值涵义，症状也能带有某种文化涵义。比如，在古代中国的医书中，“头疼”、“眩晕”和“衰弱”都会受到特别注意。在现代中国的诊疗中，这些症状也受到病人和医生的重视（Kleinman，1986）；在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1945）早期的却仍很有影响力的描述中，把症状与古代印欧语系社会的社会三分法联系在一起，让我们注意到，负伤、瞎眼，以及乏力-精疲力竭-虚弱等综合抱怨向来都是西方社会的突出问题。这些抱怨分别与军事行为、宗教职能和农业活动相关联。现今的北美社会中，慢性疾痛抱怨蔓延，似乎取代了过去的标志性抱怨——神经衰弱的虚弱感，这意味着疼痛有了新的涵义。也许，北美文化中崇尚个人自由和追求幸福的观念，意味着他们可以保证免于忍受痛苦。这种文化意义与非工业社会中将疼痛看作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应该默默忍受的观点正好相冲突。

不只是以上这些症状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得到特别的关注，而且所有症状的意义都是由当时当地文化对人体及其病理的理解决定的，这一点我前面已有所论及。比如，在中国许多地区，身体发虚标志着生命能源（气）的流失，这是传统的中国民族医药理论的中心思想。在中国人看来，手淫或者太过频繁的性生活，导致大量的精液流失，这是健康大忌。因为精液里包含了“精”，也就是“气”的精华。精液的流失，就是元气的流失了。这样，精液流失在中国医药理论上被看作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生命的症状。受这种理论的影响，有传统观念的中国青少年和青年人都特别害怕夜遗或者其他形式的精液流失。他们的观念和现今西方人在这方面的观念正好相反，在西方社会，夜遗或者其他形式的精液流失被认为对身体并无坏处。在南亚，阿育吠陀医疗理论认为男人和女人都有精液，所以白带对于女人来说也有与中国男人相似的担忧意义。在生物药理理论里，根本没有女性的精液流失这一说。这表明疾痛和疾病之间的语义鸿沟。

人类学和跨文化精神病研究文献所描述的其他一些有特别文化意义的症状还包括“惊吓”。在墨西哥和一些亚洲社会里，惊吓被认为会导致“失魂”；在北美和南美社会，人们认为惊吓会引起“神经质”；在东南亚，人们担心惊吓会引起生殖器缩小；马来西亚人认为惊吓会引起相关的重复动作和模仿语言（拉塔病）。另外，世界上还存在着大量的带有各种各样文化特征的疾痛抱怨（参考Simons and Hughes，1985）。

由于北美社会显著多元化，症状不仅在社会整体中有特别意义，在不同的阶级、种族、年龄或者性别群体中也有其特殊的意义。更年期疾痛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中年时期的心结。但是，绝大多数其他文化的妇女通常都能顺利地度过绝经期，很少有严重的症状，也并没有把它看作是人生转折的特别疾痛（Kaufert and Gilbert，1986；McKinlay and McKinlay，1985）。但是，因为种种经济原因，更年期症状被媒体和医护人员所提醒和强调了。于是，更年期疾痛已经成为北美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被认为是一个向老年和无性转折的可怕标志。这在一切商业化、崇尚青春和性吸引力的社会里，自然变成一个严峻的问题。同样，月经经期前综合征在世界的其他很多地方也是闻所未闻的，包括美国本地的一些少数民族也不知道这种症状。但在北美的中产阶级白人当中却变得越来越常见。非西方的医护人员将经前综合征看作是西方中产阶级对疼痛毫无忍耐力的另一个例证，哪怕只是一点点正常的疼痛也不能忍受。或许，这种症状的文化意义根源于西方社会妇女对女性的传统繁殖功能与女性气质的强烈的矛盾心态。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的乡村黑人和贫穷的白人所抱怨的“高血”（high blood）、“糖”（sugar）、“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