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苦痛困扰的修辞技巧和习惯方法都是不一样的（Beeman，1985）。

对疾痛的大众理解影响言语的和非言语的沟通。也许面部表情、肢体动作，以及发声的苦痛表达已经有足够普遍性，能让其他社会里的人知道这是难受的表示（Ekman，1980）。但是因为过去经历不同，眼下关注的重点不一样，以及实际应对疾痛方式的差异，在表达上也会有些微妙的区别。在当地，这些特殊细节的意思是尽人皆知的，但对于那些对当地生活一无所知的外来人来说，它们的意思就含糊难懂了。而且，这些特别的习惯用语还会反过来影响对疾病苦痛的经验（Good，1977；Kleinman and Kleinman，1985；Rosaldo，1980）。

当我听到你说，你的头疼是一种偏头疼，或者是由于“压力”太大引起的紧张性头疼时，或者，当你把头疼形容为“糟透的”、“可怕的”、“像被重击似的”、“悸动的”、“掘钻似的”、“头脑作痛”、“头像要炸裂一样”、“疼得天旋地转”、“压抑的”、“疼得要命”时，我会从中解读你的一些情况，你的感受以及你希望我能感觉到它（同时，你也会解读你自己用来诉说疾痛的语言，以及我对你这些诉说作出的反应，而这种解读也会影响你的症状）。我们对症状术语的表面含义，有着如此广泛的多种理解，这就是文化差异的证明和传承（比如，尼日利亚的精神病患者经常把头疼描述成像好多蚂蚁在脑袋里爬行，这样的怨诉方式是他们文化所特有的［Ebigbo，1982］。或许，我不能清楚地理解古希腊的盖伦医学理论的热的身体状态和冷的身体状态，以及体液的平衡与不平衡在西方民间文化中的确切涵义，但如果你说受了“寒”，需要喝点“热”东西来驱走寒气，而且要穿得“暖”和点以防止“寒”气入侵造成感冒，我就完全明白你的意思。可见，我们的理解是建立在一个宏大的文化习俗基础之上的。生活在这个地域文化之外的人没有当地人的常识，自然就不容易理解为什么那里的人说，“受寒要多吃，发热要挨饿”（Helman，1978）。

不过，症状的这种表层涵义显然也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譬如，当你说“我的头正在裂开”时，我不能完全确定你的意思，因为我对你没有足够的了解：一般来说你是坚强忍耐的，还是歇斯底里的？你通常会过分担心自己的健康，或者喜欢夸大其词？对你的习性的了解，会直接影响我如何解读你的疾痛抱怨。也就是说，我们已有的关系将影响我对你的抱怨做出何种反应。我们的关系包括过去我们对类似情况是如何反应的，还有我们对病情现状的共同理解。在慢性病的情况下，这种关系还包括对过去无数次抱怨的反应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局面。我对你的苦痛抱怨的解读方式，就是从你得病的时候起，在日复一日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事实上，你的疾痛抱怨的惯常用语，已经成为我们间沟通语言的一部分。因此，就连症状，它的表面意义都深植于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环境的社会意义和人际关系之中，也包括重新塑造我们自己的交互作用。这使得浅显的症状诉说成了蕴涵丰富隐喻的系统，对许多其他方面的沟通都有用。

理所当然，症状的意义就成了医生诊断的语义学。对医生来说，患者的抱怨（疾痛的症状）必须被译解成疾病的征兆或迹象（例如，患者说的胸口疼，在医生看来是心绞痛——冠心病的迹象）。诊断完全是语义学行为：分析一个符号系统，继而转译成另一个系统。疾痛抱怨也可以被解读为综合征（或症候群）——在一段时间里一组症状一起出现——它们的关系意味着某种异常。临床医生在其中探测和寻找特殊病症的迹象——那些可观察的蛛丝马迹是通向看不见的病理学的线索——从而确定一种特定的疾病。这种临床诊断的解读或诠释偏向，意味着病人和医生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构是审讯式的（Mishler，1985）。病人怎么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怎么说的。既然在初步治疗中，百分之八十的诊断仅仅依据过去的病史，那么患者的既往病历（医生根据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