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对疾痛意义的考察排除在外。这种体制转移了医生、病人及其家属的注意力，忽视了为病人解析显然存在的疾痛意义，也因此妨碍了他们对生活中困扰他们、但也有可能处理的问题的认识。在生物医疗体系里，对症状的控制完全诉诸以“硬科学”自居的科技手段，过高估计它的作用，从而取代了被视为“软科学”的社会心理考虑，低估了它的作用。这种有害的价值转换是现代医学的一大败笔：它削弱了医治者的治疗能力，使慢性病人更无望无助（详见第十六章）。为了对医疗体系改革引起认真的态度和兴趣，生物医学的这一败笔必须得到清算，这样，一种更有效的医疗体系就不再遥远。

有证据显示，通过探究个人疾痛的特殊意义，有可能打破疾病引起疾痛，疾痛又反过来加重病情的恶性循环；解读疾痛意义还能够帮助我们对病人提供更有效的医护，并有助于舒缓因病残引起的挫折情绪。把解读疾痛意义作为临床治疗的基本工作，甚至有望将病人和医生从压抑的“体制铁笼”中解放出来。这种体制过分病态地专注疼痛的生理过程，过于狭隘地依赖技术，因而漠视治疗的人性化。在第十五章，我将推出一种实用的临床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医治者可以（也应该）对慢性病人提供更有效和更人道的治疗和护理。这种变革的医疗方法根植于医疗保健观念的更新：（1） 医护人员对生存的苦难经验应该作设身处地的、同情的见证；（2） 医护人员应该积极有效地处理构成长期性苦难的社会心理危机。医生的工作应该包括细致地诱导和启发病人及其家属诉说他们的疾痛故事，对描述长期境况变化的微型民族志加以整理组合，同时与辅助的外行人的护理观念进行广泛的沟通协调，决定给慢性病人提供什么样的简单精神治疗，因为多种持续的威胁和损伤常常使他们沮丧、焦躁，甚至恐慌。

因此，至少可以说，研究疾痛意义的理由是能够更好地帮助病人、家属和医护人员。固然，这种帮助可能不是每次都奏效，甚至还可能不是惯常地有效，但常常足以造成显著的不同。

意义之一：症状

我们把作为疾病症状的表面征兆看作是疾痛的第一种意义，这显然是顺理成章的。症状（例如背痛、心悸、气喘等）通常直接、实在、传统地意味着某种病残或是身体出了毛病。这种不证自明的意味很容易被大家认为是“自然而然”的。然而，在特定的文化中，对什么是“自然而然”的意味有其约定俗成的共识；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对什么是不证自明的意味，也常常存有歧义。症状的意义是特定地域文化系统中标准化的“真理”。这是因为，症状意义的甄别分类是在当地生活环境中进行的，在这过程中发现是真实的，就被看作是自然的。也就是说，我们把生活中的一些常识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乳房里发现肿块可能意味着癌症；在高温情况下慎喝冰水；晒得黝黑的皮肤象征着健康；瘦比胖好；每天一次成形的大便是正常的。这些常识有助于人们建立对什么是疾患的共通理解。同时，在这些常识基础上，当有人通过当地人们惯用的手势、面部表情、声音、语调以及话语来表达疾患经验的时候，人们也就能够理解他们的意思。

比如说，当我们说疼痛的时候，身边的人会懂得我们在说些什么。然而，即使是表层的意味也会相当微妙。比方说，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时期，对“头疼”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而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也会影响病人周围的人对病人作出的反应。让我们来看看北美人对头疼的不同抱怨法：“我头疼”；“我头好疼”；“我头疼欲裂”；“我有偏头疼”；“我这只是紧张引起的头疼”；“觉得太阳穴又胀又沉”；“感觉像是额头有一箍在收紧”；“我鼻窦痛”；“头皮觉得刺痛”；“当我转动我的头时，感到眩晕，就像一块黑缦在眼前一晃而过”。上述的每一种表达都给直白的“头疼”添加了疼痛程度的深浅和特点。在慢性头疼病人的生活中形成的主要词汇，对疼者和家人有特殊的涵义，不是外人所能译解的。个人使用习惯用语和专门术语来描述疾痛的能力各不相同。有一些人更善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