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尽量减少自己的娱乐休闲活动，连亲子活动和夫妻生活也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一个刚做了乳腺癌手术的年轻妇女，先是万念俱灰，觉得自己的尊严也像被切除了的乳房不复存在，继而又麻木不仁，因为癌细胞转移的症状，预示死亡之剑已悬在自己头上。在第一个病例中，疾痛引发的问题是生活能力的完全丧失，伴随心肺功能随时可能消失的威胁，以及对不间断的治疗的依赖。对第二个病例来说，疾痛问题可能源于病人羞于自己脆弱而又无能为力的感受，因而不得不生活在两个分离的世界——工作时必须保持健康的形象，而在家里，病态才是正当的。对于第三个病人来说，疾痛问题显然就在于，它造成生理缺陷并导致最终死亡的威胁。

慢性疾痛通常会在恶化和抑制状态之间摇摆。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里症状会加剧，而在另一段时间里，不适和异常会缓解。如今，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有些心理和社会因素常常会对疾痛趋向恶化起决定作用。这些心理因素包括无奈、焦躁和放弃；社会因素包括生存严重受威胁、社会支持遭损害以及压抑的社会关系，它们助长了造成心理-生理不平衡的恶性循环（Katon等人，1982；Kleinman，1986）。反之，疾痛向抑制状态的转变（指一种内在的健康改善系统，它尚未得到足够的研究和重视）似乎常常与社会支持的增强、自我效能感的提高，以及重新燃起的希望相联系。在疾痛缓和阶段，病人的焦虑和抑郁也有所减轻。病人自我掌控的感觉的增强，往往是由于接受了切合实际的医疗思想，也就是说，以护理和减轻病残的实用医疗观念取代治愈疾痛的神话。

当然，疾痛从恶化向抑制状态的转变，或者相反方向的转变，并不必定是社会心理作用的结果，而常常是生物变化直接引起的。因此，病情加重或缓解的原因通常是不确定的。令人遗憾，这种事实助长了忽视社会心理力量的倾向，人们甚至把明显的社会心理因素也排斥在改善病情的力量之外。结果，医生、病人和家属一起拒绝正视这个事实：悲观消极的社会心理因素是慢性疾痛的致命共谋。根据我的经验，它们对疾痛转变的影响作用巨大；结果使疾痛恶化，也不足为奇。

疾痛的意义

就如我在上述病例中提到的，疾痛在数种不同领域内有其不同的意义。每种意义都值得探讨。从人类学和临床医学的角度来看，疾痛的意义是多义的、含糊的。疾痛经验和恶性发作衍生（或掩盖）的问题通常不是单一的，所以有些意义是潜在的，而不是实际问题；另一些意义只有在长期异常的过程中才会显现出来；还有一些则会随着病人的情况和关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由于在许多生活领域里，疾痛引起的问题极不明确，疾痛的意义也不免是相对的。因此，根据眼前的问题，它们有时被这样运用，有时又被那样援用。慢性疾痛并不是患者经验中恶性发作事件的简单相加，而是特定发作和长期过程之间的交互作用。慢性疾痛的经验轨迹不可避免地融进个人的生命旅程，对其作用深切，以致疾痛成为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解析疾痛的意义，首先需要理解疾痛的连续性和转化性。

对疾痛意义的解析与社会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病人与其配偶、子女、朋友、医护人员，或者是与患者本身的关系网。正因如此，疾痛的意义常常笼罩在一团迷雾之中，因为这些关系本身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但是在漫长曲折的慢性异常过程中，病人、他们的亲人，以及医护人员都会渐渐觉察到，疾痛处理中传递出来的意义能够导致症状的恶化或抑制，也可能增加或者减少病残，还可以阻碍或者促进治疗。然而，这种觉察和认识往往没能得到考察核实，一直是隐性现实的无声标志，通常不被直接处理或者完全不被提及，其原因我将在下面论及。疾痛的意义与许多情感问题紧密相连，也与大量的利益问题相依附。

社会现实是如此既定、有序，所以我们不会经常分析研究我们的社会环境结构，更不会经常考察疾痛的意义。事实上，医学培训课程和医护执行机构的日常体制，极度唯物地追求疾病的生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