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新疗法是否适合她的病情。我想，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琼斯医生的职业观中（以及许多医学专业人士的职业观中）不存在患者可能对疾病及对其治疗的临床判断作出贡献的概念。对急性疾病的治疗，尤其是对威胁生命的疾病，讯问的方式可能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帮助医生作出对可能治疗的疾病诊断，并尽快开始有效的技术处理。但不能过分强调这种方式，因为它用在慢性病人身上，则是一种不合适的临床方法。

哈佛大学的行为科学家埃利奥特·米什勒（Elliot Mishler，1985），对医-患沟通的社会语言学有长期的研究，他把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归结为医学和生活两个世界的对话。他的研究及其对许多学生的临床沟通研究的评论显示，医学声音压倒生活声音的时候太多，而且在患者看来，常常是以不尊敬、甚至难以忍受的方式进行的。既然诊断疾病要根据病史，而且是一种将外行的说法转译成专业分类的符号语言行为，仔细聆听疾痛诉说是很重要的，即使故事已根据狭隘的专业目标加以调整了（Hampton等人，1975）。当激励患者及其家属的能动性成为医疗的一个目标时，设身处地地倾听他们的疾痛故事，也必然成为临床医生的一项主要治疗任务。

医生们间接地向患者及其家属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你的看法实在不太重要；做治疗决定的是我，你用不着知情，也别想影响和判断我的决定。这是医学中心论的观点。它越来越与现在患者及其家属所期望的那种慢性疾痛治疗模式相左。不要忘记，患者和他们家人的诉述才是原始的、最基本的疾痛始末。它构成了医生的解释文本。我要向医生呼吁：回归原始的诉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关注医生对患者的要求作何反应的时代。但是，治疗的最初基础不是医生的反应，而是患者对疾痛的诉说。医生说，他们倾听诉说是为了诊断（“倾听患者，他正在告诉你如何诊断”是对医学院学生临床教育的一句名言）。这是很重要，然而，医生必须超越这一点，回复到他们刚当医学院学生时期，脚踩外行和专业两个世界，专注地旁听他们的第一个病人的诉说；对患者用他或她的话说出的故事，带着某种几近敬畏的尊敬，并对人类受苦的状况怀着深切的同情。在我看来，这是了解疾痛经验，并在治疗中给予考虑的最佳方法。

对疾病记录的专业影响

记录病案形成病历，看起来是一种平实无奇的描述，事实上却是一种意味深长的、仪式性的转化行为：由此，疾痛被转化成了疾病；诉说疾痛的人变成了患者；专业的价值观由医生传输到这个“病案”。通过记录患者的诉述，医生把病人由主体转变为客体，先是受专业调查询问的客体，最终是被摆布的对象。患者的记录是正式的报告，采用生物医学的语言，有法律和官方的意义。医学院学生都受过如何写病案报告的训练。他们学习如何记录症状和病史，如何用权威的医学分类学重新将它们解释成正式的诊断实体。每个学生都得学会重新制作符合严格规范和标准格式的报告。对学生成绩的评审，有一部分就是看这种报告。在临床职业中，医生学会根据专业标准，以及可能相关的法律和官方机构的鉴定眼光来作记录，因为记录会被其他医生阅读，还会被护士、行业同事评鉴委员会、医学伦理委员会、临床病理评鉴组织，以及——假如发生法庭诉讼事件——律师、法官和陪审团阅读。

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记录病案是一个世俗仪式的实例：它正式地复制了社会现实，重新声明核心价值，然后以不断标准化的格式应用在人类生存条件的主要问题上。同宗教仪式一样，世俗的仪式表现和操纵了那些主要的象征，将一套人们共有的价值观和信念与实际行动连接起来。在这一观点之下，通过观察把个案写成病历，我们应该会更清楚地看到专业的价值观（以及专业人士的个人好恶）在慢性疾病治疗中的影响。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将先提供一段医生-患者谈话记录，然后描述医生写下的作为患者正式病历的文字。我并不是要将下面这个例子当作普遍代表，其实，我相信它所刻画的对疾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