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习问题，他阅读困难，比尔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只知道躲避。他从前不是这样的，他变得恐慌，完全被他的症状吞没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不知道我将会做什么。

威廉·斯蒂尔对他的哮喘作如是描述：

你知道，发作时很可怕。你似乎正在下沉、窒息，透不过气来。我会长时间地担心它，尽一切所能避免它。一有哮喘的迹象，就加大我的服药剂量。我什么事也不敢做，因为怕运动会引起发作，过去已经有过这种情况。我可以做什么？我感到绝望。也许，他们应该干脆把我拉出去毙了得了。

斯蒂尔先生说，只要一开始气喘，即使是很轻微的，他也会感到恐慌，生怕自己会一命呜呼。所以，他会服下比处方更大剂量的药，然后常常会出现中毒的症状。他深知这是恶性循环，但他过于担心自己会因喘不过气而憋死，故而无法中断这种循环。

有几次，斯蒂尔先生瞒着他的医生，擅自改变治疗方案。一次，他完全停止服用一种药，因为他觉得此药使他极度焦虑，同时他又加倍服用另一种药，结果产生了中毒反应。另一次，他听从了草药针灸师的建议，停止口服支气管扩张药剂，致使哮喘骤然发作，被送进急诊室。

斯蒂尔先生和太太都相信，个人的、工作的和家庭的问题会使他的病情加重。他们向布兰查德医生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他们觉得他并不重视这个问题的意义，也没有鼓励他们去寻求这方面的咨询服务。当他们的婚姻和家庭问题恶化时，斯蒂尔太太坚持要布兰查德医生让他们去做精神病学的鉴定。但布兰查德医生拖延着没送他们去做心理治疗，并拒绝试用第二种抗抑郁药（前面已经提过，第一种药因有副作用已经停用）。在斯蒂尔太太的一再坚持下，他才终于让他们去找第二位精神病医生。

斯蒂尔先生的孩子们对其父亲的病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大儿子惶恐，因为他在学校成绩差，被诊断为学习障碍，觉得是他使父亲的病情恶化；小儿子们则以为他们经常吵闹加重了父亲的呼吸困难。

斯蒂尔先生的岳父母认为他的哮喘有相当强的自愿成分。他们说他利用症状获取其妻子和孩子们的同情，并控制他们。他的岳父母来自美国人民党背景的中西部，属于相信神授能力的天主教宗派；他们直言不讳地反对专业人士；他们推崇自然饮食法、同种疗法和宗教治疗；他们说，“上帝正为某些事情惩罚他。当他身上存在某种严重的宗教问题时，医药治疗是不会有效的。我们从一开始就觉得他就是那种人。”

经过六个月的心理治疗、婚姻关系咨询，服用了一个疗程的抗抑郁药后，斯蒂尔先生的哮喘症状和精神状况有了显著的好转。他服用的药大幅度减少，已经完全不用类固醇了。在以后的几年里，他的婚姻关系改善了；他还在他的个人职业上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放弃律师职业，加入他父亲与兄弟的鱼类批发生意。斯蒂尔先生的故事发生的四年后，他已不再服用任何哮喘药，也不再有任何症状。

我想我是对的。这不是过敏引起的，而是我的生活。我当时处在那么重的压力下，让我想想都觉得可怕。我知道我在法律职业上不会有前途，不得不放弃我的理想，但又放不下。我工作得更努力，情况却变得越来越坏。我想我的身体是要告诉我，我必须做出重大改变。心理治疗很有帮助，但生活的改变才是决定性的。现在，我在家族企业中感觉不错，不再有那种要成为我不能胜任的角色的压力，也不再有必须做我做不了的事的苦恼。我觉得更能掌握自己的生活了。

此时，斯蒂尔太太的看法倒是与她丈夫的相一致了，但布兰查德医生则不这样看。他认为，哮喘仅仅因为心理社会原因而完全消失，是极罕见的。他还提出，哮喘在四十岁时首次发作，也是很少见的。他争辩道，也许有一种短促的过敏源（宠物，或新种类花粉，或环境污染物）引起了斯蒂尔先生的哮喘，而现在却消失了。第一个评估斯蒂尔先生的精神病医生，也不完全同意斯蒂尔夫妇关于成功治疗后果的结论。他充分肯定，缓解压力、改善社会支持，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