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三线”建筑工人周志刚相比，儿女们的人生有着较多变数。周 志刚的人生只发生过一次决定性的改变，即由农民变成了新中国的第一 代建筑工人。他儿女们的人生，则一变再变。这是因为中国已经了 无法继续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的时代，时代之变需要人的改变。

   在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六年这十年间，物质的中国变化有限，而人 的变化却近于戏剧。

   “改革开放”四个汉字的组合特阳光，特少年，具有精神抖擞、意气

风发、继往开来的生动性和形象感。可以说，“改革开放”四个汉字在语 言学上体现了很高的智慧和艺术——关键是，它是方方面面都可以接受

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却不是从“文革” 一结束就开始的，也根本不可能 那样。首先需要在理论上清楚，原来一批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几乎

都是大大小小的权威，他们坚持所谓的正统理论。改革者首先要与他们 争论，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还会被逼得进退两难。改革者之间

也有争论:步子快了慢了，胆子小了大了，先改这些方面或那些方面，改 到何种程度为宜，都会产生分歧。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界的人士或被

动或主动搅入其中，推波助澜，摇旗呐喊，让局面更加复杂。有一部外 国《喧嚣与骚动》的书名，基本可以概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

   然而，A市十年里并没有太大变化。它在等着更明确的指示和引

导。只有两件事可以称之为大动作:一是随着知青们大批返城，曾经的 兵团体制寿终正寝，又改回农场体制了 3二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曾经

赫赫有名的一些军工企业改成了生产民用产品的企业，谓之“军转民”。确 切地说，这既不是A市的大动作，也不是省里的大动作，而是中央的大

动作，但对许多A市人的影响特别大。第一件事让曾是兵团战士的返 城知青们较失落，如同出家人还俗后那修行过的庙被拆了，心里不是滋

味。第二件事让一些曾经造枪炮坦克的军工企业找不到北，不晓得接下 来该造什么。国家限期要求他们自己到市场上去找饭吃，这就影响到了

职工们的工资。他们曾是工人阶级中特牛的工人，一下子牛不起来了，于 是骂娘。

   共乐区十年里没什么变化。有人数过，也就出现了四五幢新楼而 已，最高六层，很普通的红砖红瓦一红到底的路边新楼。

   光字片更脏更有碍观瞻了。这个区家家户户的返城知青重新回到城

市的怀抱时，年龄都已二十七八、三十一二岁了，有的还是拖家带口回 来的。原先的家住不下，只得在前门后院见缝插针地接着盖——放眼望

去,违章建筑比比皆是。所建所筑很难说得上是房屋，说是“窝”或“巢 穴”更恰当，土路街道因而街不像街道不像道了。夏天雨后或春天冰雪

融化的季节，泥泞陷掉人的鞋子是司空见惯的事。

   一九八六年，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六十六岁了。

   他四年前退休，落叶归根，终于又回到光字片了。领导们对他这位

“大三线”的老建筑工人始终厚爱，有意让他的工龄延长了两年，这样他 的工龄就可以达到某一杠杠，每月能多领八九元工资。他对此心存很大

的感激——尽管受到格外关照，每月也只不过五十二元退休工资。在当 年，那是不低的退休金，他也是光字片退休工资最高的人，比许多在职

人员的工资还高，很被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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