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着，只有我一人。船驶了两个月，大约已经在印度洋面的时候，齐小姐忽然从头等舱搬下来，说是隔壁舱声音震天，日日喝酒唱歌，葡萄牙人，又无法沟通，她每天都睡不好。船上十多个中国人，除了我俩都住在三等舱。巧的是，我有两个中学同学住在三等舱，我时常下去与他们会面。齐小姐呢，她人虽搬下来住，饭还是在头等吃的，况且她日常只在舱里读书，我俩并不是十分了解。”

齐知礼静静听着没有做声，阿姐虽然在生意上与人沟通游刃有余，但她本质上并不是个爱扎堆凑热闹的人，留在舱里读书确是她的风格。

苏碧宁又说：“但苏小姐为人有侠骨，我与隔壁舱的安南人起争执，她第一时间站出来护我，我甚是感激。况且苏小姐人亦很好相处，我们同舱月余相处十分融洽。”

她始终没有说到紧要处，齐知礼不免着急：“家姐是何时下船的？”

“船到香港，傍靠九龙码头。我与同学打算下船聚餐，邀齐小姐同往，她说有些头痛，要歇一息。我下去找同学，临走前忽然想起钱包落在舱里，回去取，在舱里遇见梅勇宪。他见到我解释说是要下船，特来向齐小姐辞行。”

“梅勇宪？”

“我以为他与齐小姐关系非比寻常。”她说完这句齐知礼不由惊疑，苏碧宁意识到不妥，解释道，“我是说，另一种意义上的非比寻常，无关风月。我遇见过梅勇宪三次，一次是船泊西贡，齐小姐与他在西菜馆吃饭，见我们进去，齐小姐介绍说是她的远房亲戚，我才知梅勇宪姓名；第二次是深夜的甲板，他与齐小姐在聊天，我不好打扰，没有招呼；第三次便是他来辞行。”

“还有梅勇宪的其他信息吗？”

苏碧宁惊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如常：“果然不是亲戚吗？”

齐知礼不便隐瞒：“不是。我俩父系母系均无梅姓亲戚。”

“这就是了。我看齐小姐仿佛与他有许多话要谈，但万万算不上亲密。”苏碧宁接着说，“第一次见梅勇宪时，他自我介绍是广州人氏，从谈吐看，应该也是读书人，对了，他是三等舱的票，但听我同学讲，他也未曾与其余中国人打成一片，他们在餐室打牌，他从不参与。”

齐知礼尽数听在心里：“广州人，读过书，照理不是大富之家。苏小姐，可是这样？”

“就我所知，正是如此。”苏碧宁颔首，又道，“再说船泊九龙码头当天，我因要聚餐便很快与同学下了船，我走时梅勇宪还留在舱里。”她说到这里吸了一口气，“但稍后我回来，齐小姐人已不在了。我以为她下船散心，但等了两天，船要出发齐小姐都没有再回来，只有行李还留在舱里。梅勇宪这人也是再没有见过了。”

齐知礼一颗心悬到喉咙口。

苏碧宁又说：“我着急起来，又安慰自己齐小姐是否遇上什么朋友耽误了发船时间，但又觉得不像，齐小姐不是这样没有分寸的人。一直忧心到下船，齐小姐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也没有人来接船，我没有办法，只好把齐小姐的行李一起搬下船来。心想着齐小姐到了上海，会来联系我取回行李——她是知道我住哪里的。我等了一天没有消息，家中又有事，不得不先回同里老家，只好托门房说如果齐小姐前来务必转交行李，但我昨日老家归来行李仍旧留在门房。齐小姐只讲她住在法租界，具体哪里没有提，我只好打开她的行李箱找线索。”她说到这里掏出一本硬面笔记本，上面印着大同大学“进德修业”的校徽：“这本是在齐小姐箱子里找到的，于是我赶到这里来，希望能得到些齐小姐的消息，好将东西物归原主。”

汪品夫接过笔记本，随手一翻，都是些社会学的笔记，用英文写就。

齐知礼立在一旁看，不由喟叹：“阿姐是前年春末去英国留学的，那时候二战还没开始，后面就不成样子了，英国连遭德军轰炸，我们曾劝她回国，她难舍学业，又觉得英国本土尚算安全，好不容易拿了学位回来……唉，不要去讲。看这笔记本上的东西，想来也提供不了什么线索。”

苏碧宁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