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很不习惯，沉默了有半分多钟才开口讲话。

调研中他发现，公安局各个科室里从出勤到人的精神面貌都值得别的部门学习。每个办公室里都有衣帽架，上班时，干警的警帽和在室内不穿的外套挂得整整齐齐，像部队一样。

成小路说，他请了武警专门进行了队列和内务训练。

开过座谈会从公安局出来，周胜利感到这个单位的工作几乎无可挑剔。

但是，他内心总感觉，越是这样找不出一点问题的单位，越会隐藏着大的问题。

但问题的发现需要时间和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短期内不会有了，因为他的注意力转到了县纪委办的一件案子上。

这个案子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是十里乡一个姓孙的乡长受贿案。

常委会也没有专门就此案件的处理开会，而是在常委会研究一系列问题之后，作为最后一项议题提出来的。

这个孙乡长由本乡常务副乡提拔起来刚好一年，群众举报他有索贿受贿行为。

纪委通过调查发现，群众举报的问题基本属实，初步认定孙乡长受贿五次，共三万元。

纪委的意见是先撤销职务，移交司法机关走程序，如果法院最后认定够判实刑的话则开除党籍和公职，如果只判缓刑或监外执行，可以考虑给他保留个饭碗。

纪委的处理意见既体现了纪律的钢性，也有人性关怀，常委们的意见基本一致，同意纪委的处理意见。

但是纪委书记郑释怀在散会前说的一句话引起了周胜利的注意。

他说：“希望组织部再推荐十里乡的乡级干部时要全面考察，不到三年，十里乡已经有三名正乡级干部因受贿和生活作风问题受到撤职以上处分。这个孙乡长在副乡长位置上就有受贿行为，属于‘带病提拔’。”

罗欣反驳说：“我们组织部考察干部不能像纪委办案那样，不然为什么你们叫审查，我们叫考察。我们力求考察后提拔的干部没有问题，但不能保证没有问题。”

散会后，郑释怀跟在周胜利后面去了他的办公室，对他解释说：“周书记分管组织人事，但我会上说的话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周胜利说：“我也不觉得你是针对我的，但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你想没想过，是组织部推荐的人有问题，还是十里乡的官场环境有问题，或者说两者都有问题？”

郑释怀说：“我是去年过来的，听说第一年查的是书记，我去年来查的也是书记，今年查了个乡长，只是听他们办案的说三年查了三个正乡级，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我没有认真研究过。”

他摇了摇头说：“这个县的干部有个特点，江湖习气很重，党政干部大多拜把兄弟，动一个得罪一串，查问题有时也是查一个带一窝。他们推荐干部也围绕着把兄弟推，我听他们反映，咱们的五个当地常委，只有吴振东不是姚文浩的把兄弟。”

周胜利说：“创伤药再好也不如不被伤着，干部队伍的建设主要是从源头上抓起，源头堵住了，查一个就少一个，源头堵不住，查一个进一个，永远查不完。”

郑释怀说：“我在地纪委工作五、六年了，感到还是办案单纯、痛快，在县里太复杂了，你这里查一个贪官下去，他们那里想着如何再推一个贪官上来。

我是打算干满这届就要求回地纪委，不与他们玩了。你年轻，位置又重要，在县里干有前途。你放心，我全力配合你的工作。”

“我想问一问你那边有没有十里乡这三起贪腐案的办案全参加的干部？”

周胜利问他。

“有一个。”

郑释怀想都没想就回答，“他叫谢奕飞，是学法律的，还是名牌大学毕业，他自己亲口说到纪委工作三年，十里乡的三起案件他都参与了。”

“学政法的，法规政策方面的知识有，实际能力怎么样？”

周胜利问他。

“人很聪明，出材料既快又好，但是有个大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