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有些人服刑期满走了，有些人死了。而且在这里什么样的人没有啊！我想，俄国的每个省份、每个地区在这里都有代表。也有异族人，有几个流放犯甚至是高加索的山民。所有这些人都按照犯罪的程度，因而也就是按照判定的服刑年限来区分。可以设想，没有一种罪行在这里是没有代表的。这里的囚犯主要是民事类的流放苦役犯（囚犯们自己天真地说成溜放苦役犯）。这些罪犯被完全褫夺公权，与社会隔离，脸上的烙印永远见证着他们是被排斥的一群。他们被流放到这里来服劳役，期限八至十二年，然后分散到西伯利亚的一些乡级地区做移民。也有军事类的犯人，不褫夺他们的公权，大体上就像在俄国的军人囚犯连一样。他们是短期流放到这里的，期满后还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当兵，或回到西伯利亚的边防营。其中不少人几乎立刻就又因为犯了重罪而回到牢房里来了，但是已经不是短期服刑，而是要服刑二十年。这一类叫作“终身类”。但“终身类”犯人也没有完全被褫夺一切公权。最后，还有一类特殊的最凄惨的罪犯，主要是军人，人数相当多。属于“单独囚禁”的一类。他们是从全俄各地流放到这里来的。他们自认为是没有刑期的，因为不知道自己服苦役的期限。他们依法必须完成两倍或三倍的工作量。他们关在监狱里，直至在西伯利亚开始有极其繁重的苦役劳动。“你们是有刑期的，而我们要跟着劳役走。”他们对其他囚犯这样说。后来我听说，犯人的这个类别取消了。此外，我们的城堡也废除了民事制度，而是设立普遍的单一的军人囚犯连。当然，管理方式也随之改变。因此我记述的都是早已过去的往事……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这一切都仿佛是一场噩梦。还记得当初我是怎样走进监狱的。那是十二月的一个晚上。暮色苍茫；人们正下工回来；准备核查人数。一个大胡子士官终于为我打开了这间古怪的屋子，在这里我度过了那么多年的光阴，有了那么多痛苦的感受，若非亲身体验，那就连一个近似的概念都不可能有。比如说，我无法想象：在我服苦役的漫长的十年里，连一次，连一分钟独处的机会也没有，那是多么可怕和痛苦啊？劳动时总有押送队监视，屋子里有二百名难友，至于独处，一次，一次也不曾有过！不过，我需要适应的又何止于此！

这里有过失杀人犯和杀人成性的凶手，有盗贼和强盗首领。有的只不过是小偷，有些人则是靠扒窃和蹭吃蹭喝混日子的流浪汉。也有些人，叫人捉摸不透：你会觉得，这样的人怎么会到这里来呢？然而每个人都有过自己的故事，仿佛宿醉未醒似的蒙眬而沉重。一般地说，他们很少谈自己的过去，不愿讲，看来也竭力不去回首往事。我认识他们之中的一些杀人犯，他们是那么快乐，从来不郁郁寡欢，可以打赌，这些人从来没有受到过良心的谴责。但是也有脸色阴沉的人，几乎总是沉默寡言。一般很少有人谈自己的生活经历，而且好奇打听是不合时宜的，不知怎么就是不习惯，不作兴。也许有人会因为无聊偶尔谈起来，别人就冷静而阴沉地听着。在这里没有谁能使别人感到惊讶。“我们都是有文化的人！”他们往往会自鸣得意地这样说。记得有一天一个匪徒喝醉了（在服苦役的地方有时能搞到酒喝），开始讲他怎样杀死了一个五岁的男孩，起初用玩具哄他，把他带到哪里的一个空板棚里，就在那里把他杀了。牢房里此前因他的玩笑话发笑的囚犯们，突然异口同声地对他大声呵斥，迫使这个匪徒不得不住口。囚犯们之所以大声呵斥，不是由于愤慨，而是因为不该讲这种事；因为讲这种事是不合时宜的。我要顺便指出，这些人确实是有文化的，这句话甚至不是在转义上，而是在其本义上说的。他们当中大概半数以上都能读会写。在俄国民众大量聚集的其他某个地方，分出二百五十个人来，其中有文化的人能达到半数吗？后来我听说，有人从这类资料中得出结论说，文化能把人毁了。这样说是错误的：这里起作用的完全是其他的原因；不过也不能否认，文化会使人过于自信。然而这根本不是什么缺点。各类犯人是按囚衣来区分的：一些人的上衣一半是棕褐色，一半是灰色，裤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