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疾痛、病残、难堪的失却和死亡威胁造成的紧急状况。确实，慢性疾痛教会我们认识死亡，让我们懂得，抚慰失却是治愈过程的重心所在，也是生命渐渐老去的主要部分。疾痛的故事启示我们，人生问题是如何造成的，如何被控制的，又是如何产生意义的。它们还告诉我们，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关系影响我们如何感知和观察我们的身体，如何标示和识别身体的症状，以及如何诠释特殊生活境况中的怨诉。我们用肢体语言表示我们的疾苦，这些肢体语言因不同的文化环境而异，却又受到我们身在其中的人的境况的束缚。

我们可以把慢性疾痛及其治疗想象成一座象征性的桥梁，它连接着身体、自我与社会。这个网络把生理过程、意义和关系相互衔接起来，使我们的社会环境与自己的内在体验循环连接。其间，我们会发掘存在于我们个人内部，以及我们之间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可加深苦难和病残，也可减轻症状，以利于疾痛的医治。

此书的读者也包括为慢性病人提供治疗的医护人员和我的同事。学习如何诠释患者及其家人对疾痛的观点，有临床上的用途。其实我认为，诠释疾痛经验的故事，是医生的核心工作，虽然这种技巧在生物医学训练中已经退化萎缩。我这里所说的与我想要告诉医学外行人的是同一个主题：疾痛是有意义的；了解它如何产生意义，就是了解关于疾痛和医治，或许还有关于人生的一些基本事实。而且，对疾痛的诠释必须由患者、家人和医护人员一起参与。治好本身就是辩证的，也就是说，治疗使医疗提供者进入不确定的、恐惧的疼痛和病残世界，相应地也把患者及其家人引进同样不确定的治疗行为世界。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既增强了治疗，也使治疗和疾痛成为道德教育的难得机会。现代医疗系统变迁的一个副产品，即是千方百计地将医护人员的注意力从疾痛经验中驱赶出去。因此，这个系统助长了慢性病人与他们的专业医护人员间的疏离，也促使医护人员荒谬地放弃作为医治者的这种艺术。这种艺术是最古老、最有效的，而且也是最富有现实生活回报的。

本书的结构，是围绕着我在以上段落勾勒的目的展开的。导言性的头两章阐明了一个分析坐标法，用以评估疾痛的意义。接下来的十一章中提供了对慢性病患的特殊疾痛经验的详细叙述。这些病人都是我在临床研究中或治疗中的案例；每一章都突出疾痛意义的一个不同方面。最后三章把讨论的重点从患者及其家属转向医治者。我希望它们能成为慢性病治疗的指南，并成为对医学院教育及学生毕业后训练的改革方案，以利于促进这类治疗。虽然在当前的医学界，有太多的成就值得赞美和推荐，然而，对慢性病的治疗和护理则不太成功。最后一章颇具挑战性的标题意在表示，一旦把疾痛经验的意义作为出发点，我们对医学的现有理解就会受到质疑。

对我与患者或医生谈话的引用，都依次加了注明。在第三到十四章中，我广泛地引用了这类谈话。大约有一半的谈话，直接来自我的临床和研究的访谈录音；另一半则是在访谈时，用我自己的速记方式记下来的。我的笔录对停顿、语调的改变，或“啊”、“嗯”以及其他语气词，都忽略不计。当有人插话时，记录中也不显示。因为我注重的是使文字通顺易读，所以在把录音转成文字时，我也把插入性的成分都去掉，除非它们在当时对当事人有重要的意义。这本书面对的是广泛的读者群，不是为一小群专家写的。因此，书中引用的话已经作了修改——或许说，浓缩与简化更为准确——但两者只取其一。为了保证患者和医生的匿名，我不得不去掉和改动了一些可能使他们曝光的资料。当我这样做时，我注意采用有相似问题的患者的资料，为的是使这个改动不致影响整个患者群体经验的真实性。

阿瑟·克莱曼，医学博士

于马萨诸塞州，剑桥，1986年至1987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