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兹医生从不追问具体的问题，要么干脆打断弗劳尔斯太太的详细苦诉。也就是说，理查兹医生只许弗劳尔斯太太谈她的疾病，而不准她谈她的疾痛；身体的苦诉被认可了，心理或社会的苦诉却得不到认可。事实上，这个诊断是对面谈的有意识的歪曲：只有与疾病及其治疗有关的事实，才加以追究，才准予呈现，似乎听到的只有这些。人的苦难是构成慢性疾痛的那么重要的一部分，医生却对它不闻不问，而且似乎要否定它。

在医疗中，人文性质的问题总是一个接一个地滑过去，不予注意，只有生物学性质的问题，才会被视为是纯粹的临床治疗失当。弗劳尔斯太太用“压力”和“高血”来称呼她的疾病，是一种美国低阶层黑人社会的民间疾痛说法（见Nations等人，1985）。这些概念可以帮助解释病人何以会如理查兹医生所说的“不遵嘱”。譬如，民间偏方认为，“高血”，是血升高到脑部的结果，会引起头痛，可以用泡菜汁来治疗（“降低”、“稀释”、“减少”）。如果理查兹医生注意到这种民间的偏方，他就会对弗劳尔斯太太的行为有更好的了解，也就会有机会更好地解释生物医学的观点，并进一步劝说弗劳尔斯太太改变其潜在危险的行为。当弗劳尔斯太太用“压力”一词时，她是要体现社会、心理的压力与血压相关联的整体概念。生物医学理论勉强承认压力在血压高中的作用，认为只是一种慢性长期的刺激来源，不是短期波动的重要因素（见Kumhagen，1980）。最后，理查兹医生的“不遵嘱”是一种道德用语，指患者不服从医生的指示。这种说法是以专业的医患关系观点为基础的，这是一种是家长式的、单向的关系，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反对。如今人们要求更平等的关系，在这关系中，患者应是决策的伙伴。

谈话录音与正式记录、面谈与形成文字的病历之间的差异，是疾痛与疾病之间的区别，而疾痛是患者的问题，疾病则是医生的问题。从这个把病人变成病案的转化中，我们可以看清传统生物医学的核心价值结构。严格的生物医学方式对急性疾病常常是合适的、有效的，因为生物医学的神奇子弹可以治愈疾病，而弄清楚特定疾病则是使用正确的子弹的关键。甚至在慢性疾病治疗中，当病情急剧恶化，威胁生命的生理问题必须加以控制时，严格的生物医学方式也应有其地位。但是，由于此书中阐释的所有理由，它在慢性疾病的长期治疗中是不合适的。所幸过去那么普遍的狭隘专业方式，即使在医学专业中也变得不太被接受了。不过，它仍然是医疗领域的普遍手段，尤其当上层阶级的医生治疗下层阶级的患者时。在此情况下，社会的阶级关系在现实的医疗过程中复现，当他们走进诊疗室时，政治经济地位使医生成了主角，患者成了他们的影子。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劳尔斯太太是白人，且属于理查兹医生那个社会阶层，他是否也会如此麻木不仁？

读者应该意识到，这种诊疗面谈和临床记录的格式并非是理查兹医生个人特有的，而是他接受教育训练后融入专业文化的结果，它是理查兹医生所学到的面谈格式的复制，我和其他医生也学过这种面谈格式。这一点很重要。我试图揭示的是，那个专业模式反映了关于病症和医疗工作的性质，以及人类本性的特定价值观，而这一价值观在慢性病治疗中显然是有害的。然而，将治疗问题搁置一边，单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对使医生和患者同时失去人性的治疗方式持批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