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搜索团队吧。”于是我们就从这个项目开始合作。大卫的爸爸和我在性格、经历以及爱好上相差甚远，但他是一个非常理性且大气的人，也从来没有摆过老资历，因此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2005年，我们要在中国发展，他和我都不适合(也没有精力)到一个新的地方运营一家庞大的分公司，于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个共识，要请一位更有资历的人担当此事。后来在我的推荐下，公司请来了李开复博士负责大中华区和亚太的业务。大卫的爸爸主动做李开复的副手，他们全家还回到中国一段时间。我对理论研究更感兴趣，就回到我的上级诺威格博士那里，负责谷歌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些工作。从此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没了交集。

到2009年，腾讯邀请我加入。我需要一两个合作者一起工作，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大卫的爸爸。很早之前，腾讯也联系过他，但是他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无法下定决心。等到我邀请他一同试试，他便下定决心，于是第二年我们就一同加入腾讯。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其他一些同事考虑和我们一起加入腾讯，但是他们对个人利益算计得比较多，最后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未能成行。两年后，你高中，我需要回美国陪你，但是觉得不能自己一个人跑回美国，就和他商量了我的想法。在他没有反对的前提下，不久后，我就回到谷歌，而大卫的爸爸考虑了良久，也在半年后再次回到谷歌。又过了两年，我完成了在谷歌的任务，和朋友创立了丰元资本风险投资公司，事先我也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大卫的爸爸。刚开始的时候，基金的规模很小，无法给大家买医疗保险，而大卫家有很多孩子，因此那时我也不建议他离开公司。不过我告诉他，等基金规模大了，依然会给他保留合伙人的位置。两年后，我们的基金做得不错，福利也可以向谷歌看齐了，于是我才建议他加入，他也如约答应了。后来他介绍自己的同学——谷歌主管全球信息安全的高级总监马克斯加入我们。像大卫的爸爸这样的人，则是我们最应该珍视的财富。

相反，在工作中，一些人会因为你的地位、权力和天赋主动和你交往，但是如果你对他们来说不再有用，他们离开你的速度是接近你的速度的12倍。我在腾讯担任副总裁时，每天约我吃饭的各种人推都推不走，一些人甚至要把房子和车子借给我。但是当我离开腾讯，对那家公司不再有影响力时，90%的人没有再和我打一次招呼。不仅我有这样的经历，稍微有一点儿资源和权力的人都或多或少遇到过。我的一些学长曾经担任中国一些资产上千亿的国有公司的负责人，在位时上门的朋友赶都赶不走，一旦退休没了权力，连一个一同打高尔夫球的人都找不到。对于这种现象，你也不必奇怪，因为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是人的本能，只要不刻意伤害我们，就不必太在意。你将来事业有成，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对比一下，你就会慢慢体会挚友多么难得。

中国有句老话，一个好汉三个帮。伙伴的选择，对生活和工作至关重要。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家人、亲戚的圈子基本上是无法改变的，能自己决定和选择的只有朋友。好朋友是巨大的财富，而那些表面上恭维你，却在背后伤害你的人(中国话叫作损友)则是巨大的负资产。至于如何避免损友，每个人都需要吃几次亏才能有所防范。我自己并不擅长考察一个人的动机，因此我的做法就是坚决止损。具体来讲，我平时都先假设人是正直、善良、诚信的。当然，我有很大的可能会上当，不过没关系，我只会上一次当，因为我从不给人第二次机会。这就相当于做生意赔本一次后，马上止损，不能越亏越多。当然，我的这个做法是从中国一位特别有智慧的名臣曾国藩那里学到的，他对于那些荒唐的亲戚坚决不来往。

在大学阶段广泛交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万一上当，损失也不会太大。在工作中，特别是在商界，交友不慎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如果要摔跟头，宁可早点儿摔。

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