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的玻璃上，屋内热气腾腾的温度把窗户玻璃烤得烫热，雪片扑上去的瞬间就哗啦啦地融成水，狼狈地沿着窗沿流下来。

那个时候，屋外是一片肃杀的雪景。看得人满心绝望，仿佛世界破了一个大洞，暴风雪从这个洞里汹涌而出，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生命吹成了碎屑。我日复一日地靠在玻璃窗前发傻，有时候流眼泪，有时候没有，但眼睛里总是像撒了铁砂一样刺痛，我时不时地还觉得时间停留在简溪回来的那天，只不过那天他回来并不是为了和我重新在一起。他再次回来，是为了彻底地离开。

那个时候，每当睡不着的夜晚，我拿着一杯热水裹着毯子坐在落地窗前发呆的时候，我总是恍惚地觉得简溪依然在里面卧室里收拾着他的东西，那些他喜欢看的欧洲历史人物传记，那些他买来准备和我一起听的CD，他款式几乎千篇一律的各种颜色的温暖毛衣。他的白衬衣和他的牛仔裤。他慢条斯理却又不容抗拒地进行着搬离这里的一切准备，有时候他停下来喝口水，然后继续。我靠在门边上问他要帮忙么，他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只是用背影对我说:“没事儿，没多少东西。”他的声音低低的，暖暖的，带着和他身体相同的气味。他甚至在最后走的时候，还和我安静地抱了一会儿。他的胳膊还是习惯性地朝上弯成一个弧度，手掌宽厚地握着我的蝴蝶骨。他的胸膛依然滚烫，充满了我熟悉的气味。

那个时候，南京西路上挂满了红色地灯笼。无数摇曳着的红光和每一个人被冻红的脸庞呼应着，过年了，所有的商场看起来都热情洋溢，与之对比的，是过年前依然忙碌的人们脸上阴冷的恨意，他们顶着一张没有睡醒的脸，撑着伞匆忙地走在迷朦的风雪里，等待着前面不远处的那笔年终奖金。

那个时候，全世界都沐浴在这样百年难遇的寒流里。北京和上海的新闻里，每隔几天，就会预报新的寒流来袭。哥本哈根会议上，那些表情苦大仇深的气象学专家们，纷纷发表言论，说“温室效应”消失了，地球又了小冰川时代——一切听起来都像一场闹剧，特别是当意大利的那个专家突然面红耳赤地蹿到了桌子上的时候。

而现在呢，被高高的工地外墙围起来与世隔绝了两年多的外滩，终于露出了它崭新的样子，奢靡的、妩媚的、盛气凌人的新颜。仿佛一个穿着华贵衣裙的贵族少女，沿着黄浦江岸轻轻地躺了下来，她曼妙的身姿弯曲成外滩的天际线，她雪白的大腿撩动着无数金融家的梦幻，她的身体发肤乃至灵魂都待价而沽。不过，无论如何翻新，无论如何改造，无论外滩的源头是否新耸立起了恨不得用黄金贴墙的半岛酒店，无论香奈儿和阿玛尼旗舰店里崭新的橱窗有多么勾人魂魄，无论外滩源是否拔地而起了崭新的米兰国际中心，这一切闪耀着崭新光芒的奢华，都不曾，也没有，并将永远不会，带走那种属于外滩的苍凉、冷漠、和无法抵挡的末日气息。

那是被江风狂暴地吹拂了几百年，又被雨水寝室里几百年后，才会拥有的颓败美感。仿佛断壁残垣的古堡里，那枚生锈的没落家族的徽章，记录着荣耀，也记录着时间无情的飞逝。

现在的我们，看起来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大学时代。唐宛如也回到了我们的身边。说起如如重新融入我们集体的过程，那真是特别火树银花。每一个我们身边的人问起，南湘和我都乐此不疲地一遍又一遍地复述着那个经过。

当然，这种传奇的事情，只能发生在顾里的生日会上。是的，这些年里面，仿佛每一年，上帝都会在鼓励生日会的那天，为我们的生命打下一个永远无法磨灭的烙印，让我们铭记住一年又过去了。仿佛一连串打在我们大脑海绵体里的等距离木桩。似乎每一次顾里的生日，都标志着我们的人生了崭新的阶段，2008年顾里生日的那天，顾里的父亲以他沉甸甸的僵硬尸体，用死亡的方式，将顾里从衣食无忧的大学伊甸园生活里拉扯出来，丢到毒蝎横行的热带丛林里摸爬滚打，连带着我、南湘、唐宛如，我们三个从小就和她同呼吸共命运的三棵温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