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机器里绞得粉碎。

别的青工听到他的嚎叫声跑过去时已见到机器上和地面上鲜血迸溅，那个青工已经伏在了机器上面。

一个机灵的青工迅速拉下了电闸，机器停止了运转，青工连夜被送到县医院抢救，之后又转到了地区医院。

青工的伤情稳定后，他的家人开始到厂里闹事，厂里则说青工违反了操作规程造成工伤，责任应当自负。

家里人则说是厂里削减工人工资，造成工人的责任人不强，责任还在厂里。

工厂领导却说：“县里突然增加了税赋，工厂也没有办法，不仅是下面职工的工资削减，厂领导的工资也都削减了。”

这个青工的家人有在县酒厂上班的，他们提供了酒厂放假的信息，“县酒厂生产一天赔一天，不生产还不赔，先放了十天假，人家厂里就没有出事故。”

印刷厂长也学着酒厂放假，除了几个人护厂、几个人看护受伤青工外，其余全部放假，只拿生活费。

工厂放假像会传染一样，一个传染一个，一个月内县属近二十家工业企业就有十二家放假，没有放假的也惨淡维持着。

税赋增加造成的冲击波很快也到了农村。

农贸市场上，税务所的工作人员堵在路口，对卖豆腐、卖凉粉、鸡鸭的，一律收税，到后来连卖青菜的也收交易税。

县城非农业人口多，蔬菜、鸡鸭等销量大。本来这些农民自种自养的农产品到市场上，工商所收个三毛两毛的摊位费，现在又突然加收税款。税务所雇佣了大量的协税员协助收税。

协税员说起来好听，实际上就是街面头子上好吃懒做的闲散人员。

这些人每人过去往小摊前凑合就被赶得老远，不受待见，现在胳膊上箍着写有“协税”二字的红布条，立马神气了，“依法纳税”几个字挂在嘴上，纳税过程当中却从不见依法二字。

税务所给他们的报酬不是按天，而是按收到的税款的提成，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他们在“协税”中的离谱做法。

营川镇西北庄的高大娘家就在集市旁边，每个集市都在门口摆摊卖菜。她卖的菜大多是村里人们让她给代卖的。

县城驻地本来就没有多少土地，农民种菜主要是自家吃的，剩余的不多的菜等到逢集的时候拿到集市上卖，需要卖的菜太少，耽误一个人的功夫不划算，大多委托高大娘给卖，早上送来菜，晚上过来拿钱，给她扔下个三毛两毛的。

高大娘呢，守在自己家门口看摊，还不耽误手上的活，是有求必应。

以前工商所到高大娘摊子前收摊位费，大娘把自己家房屋“四至”文书拿出来，指着“南至”说，“你们看，我家南面至马路边，我在自己家的地盘上摆摊反而要给你们摊位费，没有这个道理。”

工商所的人讲不过她，就免了她家的摊位费。

税务所聘的“协税员”都是当地人，知道高大娘卖的菜不是一家的，告诉她卖几家菜就应交几份税。

高大娘自然不干，“别人论摊收税，我家也应按摊收税。”

“协税员”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谁都知道你是给别人家卖的，而且还不止一家。”

高大娘怼道：“你们说出我给哪几家卖的，只要属实，说几家拿几家的税，反正又不用我掏钱。”

“协税员”说：“我们到哪里查去，主要靠你主动申报。”

高大娘说：“我主动申报就报一个摊，实际上我也就看了一个摊。”

“协税员”“你没如实申报，你卖的不是一家的菜。”高大娘说：“你们明明宣传的是按摊收税，到了我这里

按家收税，你们是欺负我老太太吧？”

高大娘也不是好惹的，像她这样的老太太自称为街面头

子人，爱赚个小便宜，从不愿意吃亏，但也没有大贪心。

“协税员”硬要她一个摊交几个摊的钱，她自然是不干，便与“协税员”吵上了。

有个“协税员”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