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智巧奇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会了。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可向中国夸耀的东西了。”然而，事实并不像他意料中的那么简单。从一部略具雏形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一大段距离。后来，华蘅芳等虽然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却迟迟无法拼凑成一艘完整可用的轮船。他才知道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

正当造船工作屡试屡败，万般焦急的时候，华蘅芳等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几年前在上海认识的广东人容闳。容闳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留学生，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不但精通英语，具有丰富的西洋学识，难得的是他具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亟思以其所学，为祖国效力。

于是华蘅芳等共向曾国藩进言，请求罗致容闳前来，认为由他主持设立机器厂，于造船制器工作的推行，必然大有帮助。曾国藩听了极为高兴，马上让最早与容闳相识的张世贵与李善兰，写信速邀容闳到安庆来。容闳来到安庆，和曾国藩见过两次面，曾国藩认为这位青年干练可靠，立即委派他赴美采购“制造机器的机器”，计划将来设立一座机器总厂，由此而衍生各种军火器械的制造分厂。曾国藩奏准赏给容闳五品军功头衔，并交付采购机器的价银6万8千两。足见曾国藩对容闳的信赖和期许之深。

容闳赴美之后，安庆的造船试验工作仍照常进行。到了同治二年十二月，终于装配完成了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距离上年发动机的制成，已经整整地过了一年又五个月。这艘船的体积很小，船身仅长约二丈八九尺（九米多），时速只有二十五六华里。

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车之后，再度燃起了希望的火花，认为从此中国可以拥有真正的自造火轮船了。他为这艘“模型式”的小轮船命名为“黄鹄”号，意思是中国此后将“一飞冲天”，不必再雌伏在列强的脚底下了。

他计划照这艘船的式样，加以放大，并大规模制造。可是后来发现：要造成与洋船并驾齐驱的真正现代轮船，技术上仍有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而中国当时实在没有足够的财力，供作反复试验的经费；在时间上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后来安庆造船所并没有实施扩大制造的计划，连那艘已经造就的“黄鹄”号也不知所终。无疑地，这次造船最后证明仍是失败了。

这一连串的失败，并没有沮丧曾国藩力图振作的意志。相反地，从失败的经验中，他更看清了中国制造轮船军火的重要性。唯有中国自身具有这种能力，才能摆脱外国的挟制，达到自立自强的境地。因此，他一方面企求容闳采购机器，早日回国，一方面也在寻找其他的机会，获取生产轮船军火的能力。

同治四年（1865），一个新的机会来了，李鸿章（时任江苏巡抚）在上海购得英人铁厂一座，其中设备，以造船机器为主，附带也有制造各种军火枪炮的机器。

对于学习西洋造船制器，李鸿章的热心，犹在老师曾国藩之上。得了这座铁厂之后，立即命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将原先已经设立的两所军火局归并入内，扩大制造的范围和规模。曾国藩得到报告，很是高兴，表示全力支持。不久，容闳自美国采购回国的机器一百多种，悉数运抵上海，曾国藩全数批交“江南制造总局”使用。虽然厂中有的是造船机器，但由于经费及技术的限制，起初只能从事枪炮军火的制造，结果成绩很好，产品与西洋不相上下，受到这一鼓舞，曾国藩、李鸿章于是决心更进一步，兼造轮船。

同治六年（1867）四月，曾国藩准年拨江海关洋税一成约20万两，专供造船之用。一面加聘洋人工程师及工匠，指导华工制造技能，一面责成局内委员，朝夕讨论研究，编译图书，谋求制造技术的改进。同治七年（1868）七月，第一艘局造轮船完工，费银8万两，载重300余吨，逆水时速70华里（19海里弱）、顺水时速120华里（31海里强）。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成功的第一艘真正近代火轮船。

曾国藩亲自登轮，在长江中试航一遭，感到非常满意，命名为“恬吉”号。于是向清廷奏报造船及试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