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怎么会有志向而事情不成功呢？曾国藩把立志说成是改变气质的金丹良药，而梁启超也说他“一生最为可贵的是立志不流于俗人”。这正是说他得到了根本。

曾国藩在谈及自己能够有一点作为的原因时也说：真正的君子圣人的做法，在于忠诚，并且以忠诚倡导天下。世道之所以变乱，因为从上到下充满了各种坏的欲望，奸人和伪君子互相欺诈、互相争斗，为了得到自己的安适享乐，而给别人带来危害，他们害怕灾难，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根丝一粒米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事情。于是那些忠诚的人站出来改变这些坏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忠诚反对邪恶。挺身承担各种困难，并不要求别人一起来担当这个困难，慷慨地捐献财物和献出生命，就像远游的人回到乡里一样无所顾忌，无所保留。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都把苟活看做是羞耻的事情，躲避是可耻的行为。哎呀！我们的君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九年而平定大乱，除了他们的忠诚又是什么呢？这里的“忠诚”也就是一种脱于流俗的高雅之志。

薛福成认为曾国藩有建树的原因是他宏毅的个性。他说：“道光、咸丰时期，国内一直和平稳定，许多臣子幕僚都认为平安无事，因而拘谨于文书法令，在那儿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起义军举事造反，结果没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曾国藩当时只是以卿的名义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去。打破旧的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和叛军孤身奋战。当时，起义军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人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丝毫不受各种困难的影响，信心没有一点受挫，默默地忍受着艰苦，从容指挥，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社会得以安定，事业由此中兴。从前，曾子谈到士子的任重道远，必然讲他的品性上的宏毅。像曾国藩这样扶持乱世，成就的确重而且远，可以称得上是宏毅中的人。”这里的“宏毅”其实就是不流于俗的志向。

龙梦荪在《曾文正公学案》中认为，曾国藩品德、事业、学问上的成就所以光辉千古，就在于他品性的强毅和谦谨。他说：曾国藩作为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品德修养和事业学问都取得了巨大成果，可以称得上光耀宇宙，即使是妇人小孩也钦佩他。他是如何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就呢？我拜读过他遗留下的集子，反复研读，才找到他的成功所在，全都是从他品性的强毅、谦谨而来。正是因为他有坚强的毅力，所以才不断勉励自己去追赶前人的脚步；独来独往，自成一套，以免庸俗。虽然碰到人世间比较艰苦的境地，也丝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即使遇到千难百折，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坚贞的人怀有必胜的信念，因此不为外界的疑惑而迷惘；虚妄的人必然不可自信，这一点古人确实说得不错。正是因为他谦虚谨慎，所以总认为事情没有止尽，因此不敢恃才自傲。待人接物，小心翼翼，决不敢有所怠慢。处理公务、事业，惟恐有所疏忽。因为事情变化莫测，推断有可能出现失误，所以经常思考并且广泛地征求他人意见；又因为国家公务千头万绪，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难以胜任，所以举荐贤能共同图议。他的学问之所以突飞猛进，道德情操之所以高尚，功绩文章之所以光耀寰宇，确实所说日就月将，有本有源。”龙梦荪所举的强毅谦谨，薛福成所说的宏毅，虽然二者措辞略有不同，但大体上是一致的，相差不多。只不过薛福成是单就事业功绩来说的，龙梦荪兼谈了曾国藩的道德学问、功业文章，二者在意趣方面又有不同。曾国藩之所以强毅谦谨，自然是因为禀性倔强，不愿自甘于颓废消沉；也是因为天资淳朴，不敢妄自尊大。曾国藩说自己事业有成，是因为拙朴诚实。这种说法当然是有目的地去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事业上取得的功绩又未尝不与其立志不流于俗人及其坚韧的个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