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因为只是翰林院检讨的小官，没有担当重责，因此人倒格外放松。我们从他这几年的《日记》中可见曾国藩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庶吉士散馆（相当于进士再深造后的结业），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按往常的惯例，散馆只有第一等的少数人留在翰林院，其余的或到中央部院任职，或到地方从七品知县干起。这一年的第一等17人，二等26名，三等3名。曾国藩在三个等级共46名中排名第三十六，是较靠后的。但这一年只有两人到部院任职，3人到地方任知县，其余都留在翰林院，所以曾国藩的《日记》说：“可谓千载一遇。”

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清朝有名的清官于成龙在边远的广西罗城为县令，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在破庙里“办公”。加之水土不服，随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于成龙很快便成了孤家寡人。于成龙的真正出名当然也不是在广西，而是他后来做了直隶巡抚。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9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他在最初的一二年间，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生活，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员标准，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一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除了往来吃请、征逐日月之外，还有一个“喜色”的毛病。他的早期《日记》里经常检点“房闼不敬”，并把它作为“三大戒”之一。本来一个青年才子，志得意满，起居生活不注意小节，这乃是人之常情。但除家庭生活外，曾国藩颇有：“喜色”之意，对于一个有志成为理学家的他而言，就属非分之想了。

《日记》中记载这样几件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一位朋友新纳一小妾，年方14，人称貌若桃花；曾国藩与一帮文人朋友谈诗论赋之余，不免也常谈东家美媳西家婆娘之类所谓“浑话”。这对本不紧张的文人生活可能是一种调剂。曾国藩得知他的朋友纳姬甚美后，心中艳羡不已，一次借故到朋友家，曾国藩先聊了点学问，随后称赞这位朋友的“艳福”不浅。这还不算，曾国藩还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愿，但曾国藩“欲强之见”，无奈，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