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是成大事之本

成功的大敌是明白做事的道理而不去实干。中国古代有一则寓言，说一位年轻人到海边看垂钓，见老者不时就有鱼上网，一时羡慕不已。老者告诉年轻人，这样看下去，不如回家织个网，就会有鱼上钩了。这就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典故。

众人皆知的曾国藩有句倡导笃行的名言：“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冀。若恐天意难凭，而广许神愿；若恐人谋未藏，而多方设法，皆无识者之所为。”这是强调知行合一。

儒家基本典籍《中庸》中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意谓君子应广博地学习，审慎地问辨、思考，最后是笃实地践行。“学问思辨行”与《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同为士人君子修身的重要项目。

明代的王阳明说，古人之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地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摹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就弊的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我今天说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而且不是我凭空杜撰，知行本性原是如此。

曾国藩对躬行践履最为执著，他提出的“躬身入局”就是不当旁观者，不当看客！而是要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则近于成功。

为此，他主张“言不妄发”。他说：“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愿与诸弟共鉴诫。弟能惩此二者，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旧辙，而振家之丕基。因此人们所见到的曾国藩形象是“貌无过人处，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而绝有光，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我们观察他的日记才发现他主张“走路宜重，说话宜迟”。原来这是他的一贯主张。看来他实在是一个主张少说多做的人。他甚至认为：“心得语，一经说破，胸中便无余味，况无心得而有掠影之谈乎？”

曾国藩要“法桃李之不言”，主张“虚心实做”，倡导躬行，自然就反对讲资格，装样子。他还说：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万难攀跻之人。弟每取立言中之万难攀跻者，而将立功于之稍次者一概抹杀，是孟子“钩金舆羽，食重礼轻”之说也，乌乎可哉！对于身体不佳的人来说，是不是应当爱惜自己不去“尽吾心力之所能及”了呢？曾国藩认为不可这样，他说：“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看了这些，我们才知道晚年的曾国藩为什么在心力交瘁之际还在两江总督的任上，一方面以理学家的道德信仰自宽自勖，他表示要“揆诸古人鞠躬尽瘁之义，一息尚存，不敢稍耽安逸”，兢兢业业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做出最后的努力；一方面以学问家的治学标准自严自奋，“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便要克服一切困难和疾病，勤奋读书著书为完成自己的学问做最后的拼搏。

曾国藩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这就是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提到“获取成功性格”，最通俗的解释就是：从低到高、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做到这三要素，必须要能抓住命运——遇到的机遇，不要老是有一种“守株待兔”的心理。凡是等待别人赐予的人，只能是看着别人脸色行事。曾国藩的获取成功性格之要诀就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靠别人赏赐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