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那就大错特错了。农夫收获庄稼，士人积累学业都是积之数年而有成的。如同鸟类伏在卵上，昼夜不舍，用体温使卵内的胚胎发育成雏鸟，像燕子营造巢穴，日积月累方才坚固一样，强调的都是慢功夫。

曾国藩由事物的生长道理，联系到治学、练习书法也当如此，他以练字须下苦功，不可求速效为例，教训他的弟弟说：你临柳帖《琅碑》，如果学其骨力，就会失其结构，有其间架结构，就会掌握不住它刮摩的功力。古帖本来就不好学，而你学习不过半月时间，怎么能各方面都掌握住，收效那么快呢？

我以前学颜柳帖，每一次临摹就是数百张纸，可仍是一点也不像。我四十岁以前在北京所写的字，骨力和间架都不好看，自己都感到太不好而自觉惭愧。四十八岁以后，练习李北海《岳麓寺碑》，经过八年之久，数千张纸的临摹，才有了一些进步。今天你用功不满一个月，哪能一步登上神妙的境地呢？对于一切事情都要下一番困知勉行的功夫，你不可求很快出名，很快就见成效。以后每日练习柳字百个，单日用生纸临，双日用油纸摹。临帖要慢，摹帖要快，专门在学其间架结构上下功夫。数月之后，手会变得越笨，字会变得越丑，兴趣也会越低，这就是所谓的困。困时切记不要间断，熬过这一关，就可有些进步了。再进再困，再熬过这一关，就会大有进步了，就会有亨通掌握之日。不仅是练字，做什么事都有极困难的时候，只要克服困难坚持下去，就是好汉。我给你布置的功课并不多，每日练习一百个字，读五页《通鉴》，背诵熟书一千字（或经书或古文、古诗，或八股试帖，总是高声朗诵），逢三日做一篇文章，逢八日做一首诗。这些课非常简单，每日用不了两个时辰就可做到，将看、读、写、做四方面的任务都完成。余下的时间你可自己进行安排。进而，曾国藩更深刻地体会到，古圣贤豪杰，多由强做而臻绝诣，他说，昔人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诚积于毕生，神志宁于夙昔，岂能取办于临时哉。

曾国藩并引古代的事体来谈自己的体会。魏安厘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子顺以鲁仲连对。王曰：“鲁仲连强做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做之，做之不止，乃成君子。做必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余观自古圣贤豪杰，多由强做而臻绝诣。然而，这种“强做”，绝不是急于求成的揠苗助长，而是大功之前的奋力营造。一个人获取成功性格要有一个过程，不可求快，因为太快容易摔倒；也不能太慢，太慢容易让人抢先。要想掌握快慢结合的节奏，要看两点：一是时机，二是实力。曾国藩知道枪打出头鸟的道理，因此自己在获取成功性格的过程中，牢记“欲速则不达”。

盲目冒险就是危险

有很多人都有冒险的性格，但把握不住度，常行动过激，所以失败。要知道，没有保险导致的冒险一定是危险。曾国藩能走向成功，因为他做到了冒险并不盲目。

咸丰三年（1853年12月12日），咸丰皇帝听说曾国藩的湘军已发展到6000人，便又令他率师东下安徽，收复安庆等地。为了防止曾国藩又像上次找理由拒不出征，咸丰皇帝先给他戴了顶高帽子，披了张虎皮：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大局，不负委任也。曾国藩于12月23日收到这封上谕，想到湘军水师操练正值关键时期，船未造好，炮未运到，如果仓促出征，肯定要打败仗，他的整个事业也就必然要被断送。所以，他以水师未练成为理由，再次抗旨不遵。

于是在受到咸丰皇帝的一番尖刻挖苦的数落之后，曾国藩列举了五条不能出征的理由上奏清廷，并表示在一个月后正式率部东征。到咸丰四年（1854）正月末，曾国藩手中拿着咸丰皇帝的上谕，心中默默地计算了一下，自己答应正式出征的时间已经到了，他不能再在衡阳呆下去了。否则，他真的无法向咸丰皇帝交待。想到这时，他立即将有关人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宣布，湘军自从长沙开始编练以来，时间已接近一年，现在陆军已基本编练完成，水师虽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