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守约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曾国藩正是经常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来保持自己的心态平衡的。他总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是越能有所长进，就会越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国藩的治心不是单纯的对心理欲求的限制，既包括心理活动，也包括行为规范，从范围上说，是治心、治身、治口浑然一体，既有表面的现象，也有发自内心的本源，他用阴阳来比喻。忿，就是愤激、愤怒、情绪化。曾国藩称它为“阳恶”，也即表现在语言行为上出口不逊，情绪难以控制。曾国藩非常赞同清人石成金在《谨身要法》中对愤激危害性的概括。石成金说：七情所偏，惟怒尤甚。怒如救焚，制之在忍。非徒害人忤物，抑且愤事伤生。凡居官者，逞怒于刑，则酷而冤；发怒于事，则舛而乱；迁怒于人，而怨而叛。须要涵养其气质，广大其心胸。非理之触，心思明哲所容；无故之加，必虑祸机所伏。先事常思，情恕理遣。如此风恬浪静，非惟无患，且可养生。

曾国藩初入仕途，对宦海波折体会不深，而又自视过高，因而对这对那都看不惯，常有牢骚忿激之情绪。他的早期日记称为《过隙影》，这里面自我检讨的文字很多：我会客时有一句话说得很欠检点！由于忿恨在心里扎根太深，所以有时一触即发了！饭后谈到了过去的小事情，我大发脾气，气愤的话脱口而出，有忘记了身份和亲情的情状。虽然经过了朋友的说服规劝，我还是肆意谩骂，那时绝没有什么禁忌害怕的。树堂昨天说：“心里的劣根没有除净，时间长了必定会爆发一次，而且一爆发就会不可收拾了。”我自己积下了这次火气，仅仅自我反省了几次，其他的就只知道埋怨别人。本年立志重新做人，可是才过两天，就与我立下的志向决裂到这种程度！即使痛哭流涕，追悔不已，难道还有什么用吗？我真是像人们所说的与禽兽有什么两样呢！率军打仗之初，这种愤激之情仍不时溢于言表。他强调愤激行为是一个人涵养不够、气量不足的原因，同时也与担当大事、督己责人有很大关系。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大概担当天下大事靠的是精神状态，积蓄郁结得多，也就倔强之至，也就不能不表现出一些愤激行动。以后我兄弟有动气的时候，彼此要互相劝说告诫，保存倔强，去除掉愤怒激动，这就行了。

曾国藩还用林则徐“制怒”的典故来自我教育。林则徐性格急切，遇有不平事常迁怒于人，为此常常适得其反。任江苏巡抚后，林则徐痛切地意识到这一弱点，也深刻体悟到担当封疆大吏，如果不能自我克制，则贻误更大。因此，进驻巡抚衙门的第一天，就亲书“制怒”二字悬挂在听事堂，一是自我监督，二是让僚属监督他。“久之，人亦服有雅量”，终成一代名臣。

愤激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暴躁，愤激表面上是言语伤人，情绪窒人，但暴躁就不仅伤人，还伤害自己的身体。曾国藩说，暴躁最易伤脾、伤肝，对身体最有妨碍。所以他把“暴”称为治身的“阳刚之恶”。一次，隋观察来见，因该人办事能力弱，曾国藩勃然大怒，“词色大厉”。训斥完后，当天夜晚曾国藩在日记中自责，“退而悔之”。说自己“近来事有不如意，方寸郁塞殊甚”，常发脾气，足见“自己器量不容，治心之不深也”。

曾国藩进而认为，一个人常以和气悦己，是吉祥福分的征兆，而如果常有乖戾之气，就会招致祸端。他曾多次为自己在家守丧期间的愤怒脾气而检讨，说因此才有曾国华之死。曾国藩平生自负甚高，正当国家多事之秋，他想大干一番时，清廷令他在家为父守丧。这使曾国藩心里很不是滋味。本来，父亲刚逝去，曾国藩应守孝道安心服丧，但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