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其过骤。丁日昌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浮。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其骄气。该员实难胜此重任。总之是不同意这种安排，以杜升迁太骤之弊。结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销此议。

至于第三种人，本人不愿出仕或不愿受人恩德，受保之后本人不以为恩，反成仇隙，说来颇令曾国藩伤心。虽未知其姓名，却可断定确有其事。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谈到奏保之难时说：“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这可以说是曾国藩的阅历之得，经验之谈。把“敬”、“恕”这两个字时常记在心中为人处世，应当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不论大事小事，都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以“恕”待人，则凡事都为别人留有余地，不独自居功，有过也不推卸责任。如果能把“敬”、“恕”这两个字时常记在心中，则可以长期担当重要职责，前途不可限量。

曾国藩主张，对欺侮或欺骗自己的人不要轻易去计较。在他读书期间以及在招幕求才期间的两年广为传诵的事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性格特征。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有一位同学性情褊躁，因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开了。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但不久曾国藩中试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无事一般，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之一斑了。

曾国藩后来任两江总督时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谈笑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其人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国藩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织，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对这两件事，常人很难容忍，尤其是对那些好逞一时之勇的，人们往往认为这是懦者之举。而曾国藩的做法，正和所有成大事者的做法一样，该忍的一定要忍，不可因小失大。

获取成功性格就是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使自己脱颖而出。那么要做到获取成功性格，首先要有这样一套本领，不要被别人的恶语破坏自己的心态，要学会在进退之间见锋芒。你别小看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