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与曾国藩相比，因此奏折过于草率，文字虽洋洋数千言，但语言欠斟酌，参劾内容尽管多是事实，但疏奏多不中肯。曾国藩闻到九弟具疏弹劾官文，深恐此举会遭大祸，赶紧从曾国荃手中要来底稿，看看奏言是否立得住脚，或可设法补救。看罢底稿，曾国藩立即写信给九弟，让他忍隐、克己、修身而自保自强，不要“在胜人处求强”，不要“因强而大败”，信中对儿子反复责怪，不该做出此等招非惹患之举。

曾国荃读罢哥哥来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后悔已迟，只能等着事态发展。曾纪泽受责，赶紧离开武昌，避开是非圈子。

正如曾国藩所料，曾国荃的奏折在清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折中牵连军机处，说官文笼络军机处，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等，立即引起军机处的不满。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慈禧太后，说曾国荃诬告官文，指责军机，存心不良，所奏事情亦多不合，要求拟旨驳之。还说曾国荃指官文为“肃顺党孽”，更是凶险之词，要求照例反坐，治其诬陷之罪。这一参劾，给曾氏兄弟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慈禧只得让军机处派人去湖北调查，并给调查者一个钦差头衔。调查湖北督抚纠纷的钦差回到北京回奏时，把奏折所列各条全部驳回，要求朝廷下旨治曾国荃之罪。慈禧对此颇感为难，她一见奏折，就知事出有因，表面上是曾、官督抚相争，实则是满洲权贵与湘、淮头领发生矛盾。曾国荃背后有一大批湘、淮军阀，官文背后有一大批仇视汉官的满洲贵族。她既不愿惩处官文，也不想在需要湘、淮军为她打仗之时开罪这些军阀。

在慈禧犹豫之际，曾国藩为解救被动局面，来了一个弟弟唱黑脸，哥哥唱白脸的策略，上密折保官文。

正在慈禧太后思考如何处理之际，忽然接到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两个奏折；一折密保官文，是曾国藩所上；一折说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书，是当今第一篇好文章，以自己在湖广多年所见为证，指责官文种种劣迹，要求太后、皇上对官文惩处，以示朝廷公正。原来曾国荃弹劾官文之后，湘、淮诸大员频繁交换意见，大多认为曾国荃鲁莽，不该得罪权贵。李鸿章为曾国藩出一策，让他在此时拟折密保官文，请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这样做可以挽回满贵对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宁人。曾国藩本也痛恨官文，但迫于形势，只好照此办理了。但远在西北镇压回民起义的左宗棠，手握兵权，处于清廷不得不重视之地位，听到曾国荃弹劾庸劣卑鄙的官文，大感称心，于是在西北战场给朝廷上了那篇词气亢厉的奏疏。

慈禧见湘、淮大将都表了态，只好从中维持“和局”，按照督抚同城不和的成例处理：把官文内调京师，以大学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官文调走，未加任何惩处。曾国荃仍为湖北巡抚，未加指责，使此事宣告结案。官文调走后，湖广总督由李鸿章担任，因苏抚一职暂不能脱离，调其兄李瀚章暂署湖督，让淮军首领李氏兄弟从中捡了大便宜。经曾国藩这一举动，暂时地渡过了这一危机。

一个人获取成功性格就是把被动化为主动，把受制变成控制。曾国藩就是这么做的。

借可借之人，借可借之力

乘势而起，说的就是借人之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面对强大的对手，应该学会借人之势来镇住他，打掉他的张狂样儿。

在现实生活中，“借人之势”一计普遍运用，其意是诱导同行或朋友之力战胜对方，以保存自己的实力。这是“损下益上”求胜之法，即自己退避起来，借自己以外的人、事和物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如借“名人效应”及借助各式各样的机会来使自己有所作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天时、地利，是指机会。在处事做人过程中，看准机会，抓住时机，借助于现有条件或现成的机会以达到目的的做法，就是“巧借东风”的妙用。

“巧借东风”与“借梯登高”有相同之处，都是借助于外部条件获得成功，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借梯登高”强调的是借助他人之力而达到目的，重要的是自己创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