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拘泥于往事之成败

曾国藩在审视以往的中国历史时，尤其是重大历史关头时，发现往往是成功与失败并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败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处大事、决大疑，不可拘泥于往事之成败的重要论断。他举了三个典型的事例。

第一件事是汉景帝时诸侯王势力极大，大臣晁错建议“削藩”，即削弱地方藩国的权力，景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很快激起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他们以诛晁错为名起兵造反，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平叛。这时，当过吴王丞相的盎向景帝建议说：只要杀了晁错，叛军就会罢兵。景帝因事出仓猝，就采纳了这一建议，晁错因此被杀。但叛军并没有罢兵，继续进攻，景帝知道自己上了当，连忙加强军事部署，最终将叛乱平定了。

第二件事是明初。朱元璋死后，由他的长孙朱允火文即帝位。他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实行“削藩”。但燕王朱棣以诛“奸臣”齐、黄为名，起兵反抗。这时也有人向建文帝建议，诛杀齐、黄，换取燕王罢兵。建文帝没有采纳。战争打了4年，燕王攻占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齐泰等人受到族诛。这是未采纳建议而败的例子。

第三件事发生在清朝。康熙时吴三桂等坐镇西南等地，大臣米思翰建议康熙撤藩。大学士明珠也赞成，但另一位大学士索额图反对。康熙认为“撤亦反，不撤也反”，因此决定撤藩。吴三桂等果然起兵叛乱。最多时已占领了江南大部分省份。这时索额图建议杀掉提出和赞成撤藩的人，康熙帝不以为然。经过8年的战争，最终平定了三藩之乱。

曾国藩认为：“此三案者最相类，或诛或宥，或成或败，参差不一。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可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

曾国藩还通过观察，得出亡国之君从其一些做法上就能够看出来。他认为，唐昭宗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

唐昭宗时，王室衰落，地方军事统帅各自拥有重兵，对抗中央。昭宗想有所作为，想发兵讨伐李茂贞，并责成宰相杜让能主持军务，杜让能再三辞谢，言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也不能弭七国之祸。不久，李茂贞进逼兴平，朝廷禁军败溃，京城大震。茂贞上疏请诛让能。让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昭宗涕下不止，曰：与卿诀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不久赐自尽。曾国藩认为：“斯则无故受诛，其冤有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昭宗既强之于前，复诛之于后，此其所以为亡国之君也。”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曾国藩开阔了自己的胸襟，对过去的事很后悔，他说：“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败挫，有时将过错归咎于人，有时还露出不满的样子，都是因为见理未明的缘故耳。”

曾国藩还通过石敬瑭反唐之事，得出“事败归咎于谋主者，乃庸人”的结论。他说：后唐潞王虑石敬瑭之将反，李崧、吕琦劝帝与契丹和亲，薛文遇阻止。帝欲移石敬瑭镇郓州，文遇全力赞成。厥后敬瑭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见薛文遇曰：我见此物肉颤，几欲抽佩刀刺之。曾国藩得出结论说：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曾国藩善于汲取历史经验，正是他从古今豪杰的成败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才免于“大功后大戮”这样一个悲剧。但曾国藩对任何事又不拘泥，不教条，而是实事求是。他的这种认识，即使在今天也是有价值的。

衡量获取成功性格的关键词有两个：成与败。但是今日之成功，并不意味着明日也是这样；今日之失败，并不意味着明日也是这样。曾国藩不拘泥于一时之成败，历经各种磨难，终成大事，因为他不甘于不获取成功，其性格铸定他最后结果总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巧妙地把不利变为有利

一个人如果沾染上被动的性格会怎样呢？当然是会继续错误和继续失败。其实，任何人的被动局面都是由自己造成的。下面，我们不妨起来探讨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的观念对于一个人性格的影响。

人的一生是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交织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