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标准，你就会认识到，每当你做出一项决定时，你只要权衡选择其中的一种结果。倘若事后你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并且认识到后悔是浪费时间，下一次你就会做出不同的决定，以达到你的期望。但是无论如何，你绝不会以“正确”或“错误”来做出决定。

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理论家和实干家，他崇奉理学，却并不迂腐，他认为一种道理“适时则贵，失时则损”，并说“物穷则变，自古然也”。处于两种文化的转型时期，曾国藩受到一系列事实的刺激，渐渐从内在融通两种文化，成为近代文化的积极倡导者。

曾国藩说：“居家之道，治军之法，与人酬应之方，余亦皆无一定之风格，关键要看时机。”

曾国藩早先也一心埋头圣人之道，对于海外四方的情形一无所知。先有鸦片之战，举国震惊，曾国藩开始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初步的认识。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朝野有识人士才如梦初醒，认定国势已处于积弱之下，藩篱既撤，门户洞开，戈矛武器，远不及外人枪炮的锋利。在清廷，则有奕、文祥等号称识时务的大员。在疆吏之中，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极力提倡自强运动。他们的这种作为，无疑是一种“适时则贵”之举。

曾国藩还认为，即使是人的一种思想、一种行为风格也是“适时则贵，失时则损”。比如他对于礼治和法治思想的运用就说明了这一点。很多人知道曾国藩是申韩的门徒，主张严刑峻法，对官吏则力祛腐糜之风，对民众则以严刑惩治奸蠹，以纠正世风。当年，曾国藩在湖南时，对于乡里的恶霸奸滑之人，就不曾手软过，重则处于斩枭，轻则立毙杖下，其他的人命不该死，关押起来也少不得挨鞭子，很多人死在牢里。当时的湖南乡民就送给曾国藩一个“曾剃头”的诨号。但是这也只是看到了曾国藩法制思想的一端，其实他对思想教化的功用一向是放在法治之前来提出的，礼治在先，所以施用严法只是为了应付世风堕落积久之弊。只是到后来，由申韩而为老庄。在当时的曾国藩看来，针对腐朽没落的世风，主张严刑峻法就是一种“适时”。

因此，曾国藩说：“居家之道，治军之法，与人酬应之方，余亦皆无一定之风格，关键要看时机。”大凡有头脑、智慧的人，根本方法是：看清眼前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在机遇上动脑筋。曾国藩的大脑之所以聪明过人，就是因为他能从别人手中抢时机，从别人手中丢掉的时机中找希望，故有获取成功性格之态势。

机会是成功的跳板。具有果敢性格的人不是让“好心人”送来机会，而是主动扑向机会，从机会中打捞自己想要的“黄金”。

不妨转换另一条路

人生之路，不是一条，而是多条。同样，为求生存，也应该有多方面选择的可能，防止把自己引入偏端。当然，具体能否如此，与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曾国藩带兵打仗，苦读古书，似乎不善求多变之路，实则不然，他还懂得经商对于强国的作用，并且脑子灵活，重用精通这方面的人才。

“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这是中国古代开明的官员所极力提倡的，曾国藩也注重商业与国家、民生的关系。

对于老百姓来说，重要的是衣食住行有保障。在生活中，一是有饭吃，二是有钱花，这样，人心就可以安定，生活就有保障，人民就愿意接受教育。所谓“富后而教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教育施行了，人们就会按合乎社会标准的道德准则来要求自己的行为。这样，社会风气就会好起来，社会也就会有秩序，天下也就太平了。

“无商不活”。商业是财力的来源，商业为各行各业提供经济来源，提供物质基础。大力发展商业，是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工农业生产的需要，是国家财政建设的需要，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曾国藩认识通商做买卖的重要性，是从购买洋人武器开始的。以其凭借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迅速剿灭太平天国。但苦于财政紧张，此项经费无出，暂时搁置。咸丰十一年（1861）末，太平军攻下了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