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颗饱经风霜的心置放在安全袋里
曾国藩尽管自己站在第一线,但始终能把一颗饱经风霜的心置放在安全袋里,做到“藏心即藏身”的秘诀。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他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还是在他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不与朝中亲贵相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因倚重穆彰阿、咸丰朝倚重肃顺、同治朝倚重恭亲王等等,而且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令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与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也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
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的关系为例。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继起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对权力的争夺尤为执著。他一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使大学士翁心存、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等不安于位;甚至怂恿咸丰帝处死曾为大学士的耆英、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清廷对大臣一向较为优礼,平时以罪论死者极少。肃顺不顾这一点,在两三年内,竟两次力主处死大臣,这显然是要在朝廷中树立自己威严的形象。另一面,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次外吏”。当他访知江西道员李桓为干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向他递“门生柬缄”,“即可晋秩两司”。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的军队,特别是战斗力最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为之周旋巧妙。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的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大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运、龙白臬臣、李寿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也关系密切。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的儿子,并加以资助。龙为肃顺之家庭教师。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郭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