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首，虽胜亦不赏赐。显然，这是极不合理的。荀子在《议兵篇》评论秦国军功制说:“秦人……非斗无由也，功赏相长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三大类中，士兵之功、军尉之功，皆由上将军府会同考功署确定封赏等次，后报秦王以王书形式下达即可，不列入朝会封赏之列。所以，蒙毅所要完成的最大一宗是将军军功。若以万人两将军计之，则秦军六十万便有一百二十名将军，再加上国尉府与关塞系列的其余将军级的武职官员，至少当在两百余人。要将如此之多的将军军功准确无误地在一个月内辑录确定下来，诚为不易也。

其二，政功。又分为建言之功、统事之功、民治之功三目。

所谓政功，即与军功相对的文官功绩。商鞅在秦国变法之彻底，体现在方方面面。以赏功制而言，以“奖励耕战”为轴心，臣民于国有功皆赏，文治之功更不能忽视。作为国家体制的基本一面，秦国政府官员也有爵位系列，与军功爵位是分中有合的两个系列:高端重合，常态两分。文官是十一级爵位，从低到高分别是:有秩吏、后子、君子、大夫、显大夫、客卿、上卿、公、关内侯、列侯、君，其最高三级，与军功爵重合。当然，从实际情形说，战国百余年前后定会有所变化，不能一概而论。就功绩论，谋划之功主要是计从属官吏的襄助功绩，各种言官的建言功绩；统事之功，则多涉大臣，是计各署主官的为政功绩；民治之功，则多涉郡守县令及地方官吏之政绩。其间重合，自不待言。

政功殿前封赏不包括吏员。也就是说，吏的功绩不由秦王在朝会封赏，而由丞相府、国正监会同确定封赏等次，再报秦王以王书名义颁行。依秦国法度，君子含君子在内以下的三级为吏，俸禄大体在一百石上下至三百石上下。蒙毅所要做的，是辑录确定全部官员功绩。政功弹性极大，繁细多变远远甚于军功，录功实在是很难的一件事。

其三，民功。又分为耕耘之功、商旅之功、百工之功三目。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民爵之实施已经深有根基，庶民对爵位的追求与尊崇也已经浓烈异常，蔚为风尚。以至后世学人指斥云:“秦……时不知德，唯爵是闻。故闾阎以公乘侮其乡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②”秦国民功封赏大体有三种情形。其一，农人耕耘有成，多纳粟谷超过定数，即可记功，交纳功绩累计到定量，即可拜爵一级。此等定数究竟几多，史无可考了。然《史记·秦始皇本纪》所列的一则救灾拜爵记载，却大致可见端倪:“始皇四年，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其二，商旅、百工或以作为，或以金钱，或以财货，或以义举，但凡助国，俱可记功。功绩累积到定数，即可拜爵。秦王曾专门给商人寡妇清记功拜爵，还立了一座怀清台便是例证。其三，民众在特殊时期或服从法令或勇赴国难，亦可群体记功赐爵。譬如秦昭王时期发河内之民后援长平大战，便人人赐爵一级。史料多有记载的马上将要开始的天下移民迁徙，也多次各赐民爵一级。凡此等等，皆为民爵。

民爵之特异，在于国家不承担俸禄，而只彰其声誉荣耀与尊严。是故，民爵无论大小，皆以王命特书正式拜之，其声势礼仪往往比官员晋爵还来得隆重。为此，蒙毅得据郡县年报详加辑录，务使翔实准确。

其四，列国人士功。又分为善秦之功、义举之功两目。

秦自崛起东出，于邦交纵横与战场较量两方面皆极富策略。其中之重要方面，是对曾经襄助过秦国的外邦人士记功拜爵，后来遂成定制。所谓善秦之功，有三种情形。一则，山东人士促使本邦与秦国结好的功绩。如秦昭王时期周室两分，西周大臣周佼全力推动了西周与秦国结盟，被秦国封为梗阳侯；后来东周大臣周启又推动东周与秦结盟，被封为平原侯。二则，偏远部族的统领与秦国或结好或臣服的功绩。如秦惠王曾因巴国川东之地臣服，封巴氏头领为不更爵。三则，山东名将名臣之后裔投奔秦国效力，彰显秦国善政，亦可记功封爵。嬴政即位之后，外邦有识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