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的随国。随国派出特使，指斥楚国征伐无罪之国。熊通全然不理睬，一战便俘获了随国的少师太师副手，此时当为随军主将。随国震恐，与楚议和。熊通只提出了一个条件:随国必须上书周王，敦请周王提高楚族君主地位。熊通的口吻极具挑衅性:“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敞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也就是说，当今诸侯已经乱了，我楚有绰绰有余的甲士，我也想试试中原国政的滋味，王室必须提高我的封号！随国为免亡国，便代为上书周王，请尊提高楚之封号。其时，正是东周第二代王周桓王在位，周室尚有些许实力与尊严，闻此非礼僭越之请，立即断然回绝了熊通的胁迫，不提高楚君封号。随国将消息回报给熊通，熊通倍感屈辱，快快班师。谋划两年后，愤怒的熊通一言震惊天下:“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于是，熊通一举自立称王，史称楚武王。

熊通称王，开始了春秋楚国迈向大国的历史。

须得留意的是，楚国撇开东周王室于不顾而自行称王，在春秋初期是震惊天下的大事。历史地看，这一事件对楚国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一，楚国自行称王，意味着对当时中国礼法的极大破坏，由是开始了中原诸侯长期歧视楚国的历史。其二，周王室断然拒绝提高楚君封号，意味着对楚族自觉融入中原文明的拒绝，意味着无视楚族安定江汉的巨大功勋，激起了楚人部族的强烈逆反之心，由是大大淡化了楚国对中原文明的遵奉，大大减弱了自觉靠拢中原文明的仿效性，从而开始了自行其是的发展。这是一种国家发展心理，虽没有清晰自觉的目标论述，其国家行为却实实在在地表现了出来。

周桓王拒绝提高楚君封号后，《史记》记载的熊通的说法颇具意味:“吾先鬻熊，文王之师将也，蚤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熊通说的是这样三层意思。其一，历代楚人对周室有功。从周文王起，楚君便是周之将军，楚人是周之士兵，成王虽以子、男低爵封我楚地，然我族还是平定了江汉诸部，为天下立了大功。其二，楚人以效命天子的中原文明诸侯国自居，视其余部族为蛮夷。其三，周王如此做法，伤楚人太甚！实际上，熊通已经将日后形成为楚国国家心态的根本因素，酣畅淋漓地宣示了出来。

楚人的这种心态，中原诸侯很早就有警觉。

《左传·成公四年》载:鲁成公到晋国朝聘，晋景公自大，不敬成公；鲁成公大感羞辱，回国后谋划结盟楚国而背叛晋国。大臣季文子劝阻，将晋国与楚国比较，说了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话:“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晋国大、臣睦、而迩近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叛。史佚之《志》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爱我乎！”这里的关键词是:楚非吾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襄公八年》又载:郑国遭受攻伐，楚国出兵援救。郑国脱险之后，会商是否臣服楚国，大夫子展说的是:“楚虽救我，将安用之？亲我无成，鄙我是欲，不可从也！”也就说，楚国虽然救了郑国，但其用心不清楚，楚国不会亲佑我，而是要鄙视压制我，所以不能服从。

如此受楚之恩又如此顾忌猜疑，很难用一般理由解释。

当时，与楚国同受中原文明歧视者，是秦国。然则，秦国对这种歧视，却没有楚国那般强烈的逆反之心，而是始终将这等歧视看作强者对弱者的歧视。故此，无论山东士人如何拒绝秦国，秦国都满怀渴望地向天下求贤，孜孜不倦地改变着自己，强大着自己。当然，这两种不同的历史道路后面，还隐藏着一个重要因素:中原文明对秦国的歧视与对楚国的歧视有所不同。毕竟，秦为东周勤王靖难而受封的大诸侯，其赫赫功业天下皆知。中原诸侯所歧视者，多少带有一种酸忌心态，故多为咒骂讥刺秦风习野蛮愚昧，少有“非我族类”之类的根本性警戒。是故，秦国的民歌能被孔子收进《诗经》，而有了《秦风》篇章；而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