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如此，秦未夺文信侯爵位，未削文信侯封地，秦王何负功臣？其时也，文信侯不思深居简出闭门思过，反迎聚六国宾客于洛阳，流播私书，惑我民心，使六国弹冠相庆，徒生觊觎大秦之图谋。为安朝野力行新政，秦王下书谴责，迁文信侯于巴蜀之地，何错之有也？今有秦国臣民之昏昏者，唯念吕不韦之功，不见吕不韦之罪，置大秦律法于不顾，信山东流言于一时，呼应六国阴谋，私祭罢黜罪臣，乱我咸阳，乱我国法，何其大谬也！若不依法惩戒，秦法尊严何存？秦国安定何在？唯其如此，秦王正告臣民:自今以后，操国事不道如嫪毐吕不韦者，籍其门籍其门，秦国刑罚，谓将罪人财产登记没收，家人罚为苦役奴隶，其后世子孙永不得在秦国任宦。秦王亦正告山东六国并一班诸侯:但有再行滋扰秦国政事者，决与其不共戴天，勿谓言之不预也！

秦王政十二年春。

王绾一句话没说，将竹简装入卷箱，匆匆到刻简坊去了。

当日午后，秦王的《告国人书》与廷尉府的处罚文告，便同时张挂到了咸阳四门。谒者署的传车快马也连连飞出咸阳，将处罚文告与王书送往各郡县，送往山东六国。随着文书飞驰，咸阳沉寂了，关中沉寂了，秦国各郡县沉寂了，山东六国也沉寂了。秦王将道理说得如此透彻痛切，杀伐决断又是如此严厉果决，激扬纷纭的公议一时萧疏，无话可说了。

客居咸阳的山东士商们始则惊愕，继而木然，连聚议对策的心思都没有了，只各人默默打点，预备离开秦国。若在山东六国，如此汹汹民意，任何一国都不敢轻易处置。唯一的良策，只能是恢复死者尊荣，以安抚民心公议。磋商跌宕，各方周旋，没有一年半载，此等几类民变的风潮决然不能平息。洛阳窃葬吕不韦，压迫秦国服软默认，恰好印证了秦国与六国在处置汹汹民意上一般无二。唯其如此判断，才有了山东客商士子们发动的公祭风潮。六国士商们预料:祭吕风潮一起，秦国至少得允许吕氏门客在秦公开传播《吕氏春秋》；若风潮延续不息，吕不韦之冤得以昭雪亦未可知；若山东六国借机施压得当，逼秦国订立休战盟约，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此这般种种谋划，虽不是人人都明白自觉，但六国密使与通联主事的几家大商巨贾，却是胸有成算的。

然则，谁也没有料到，秦国反应竟是如此迅雷不及掩耳，公祭风潮发端未及一月，便断然出手。事前没有任何征兆，更没有六国士商们熟悉不过的反复折冲多方斡旋，全然迎头棒喝，将涉祭者全数赶出秦国。如此严密，如此快捷，令习惯于朝事预泄的六国士商们如遇鬼魅，不禁毛骨悚然！但是，真正令山东士商们无言以对处，却在于:秦国依法处置，本国官吏庶民都概莫能外，违背秦法的外邦客商士子能叫喊自己冤枉么？再说，秦国已经对山东六国发出了恶声，再行滋扰不共戴天，哪国还敢出头亢声？作为商旅游士后盾的邦国尚且猥琐，一群商人士子又能如何？更有一层，商旅入秦，原本宗旨只是占据大市以生财聚财，鼓荡议论乃至涉足秦国朝局，一则是本国密使纵容，二则是山东士商风习使然，实非商旅本心所愿。及至鼓荡未成而遭驱赶，商旅们才蓦然明白，自己将失去天下最具活力的最大商市，岂非舍本逐末大大的得不偿失？发端主事的巨商大贾还则罢了，左右在其他国家还有商社根基。一班随波逐流卷入风潮的中小商人们，便是切肤之痛了:一店在秦，离开咸阳没了生意，回到故国重新开张，却是谈何容易，单是向官府市吏行贿的金钱便承受不起，哪有在秦国经商这般省心？

种种痛悔之下，谁还有心再去聚会商议鼓捣秦国？

一时寒凉萧瑟，偌大尚商坊死沉沉没了声息。

老秦人则是另一番景象。王书文告流传开来，庶民们始则默然，继而纷纭，思前想后，邻里们相互一番说叨，竟纷纷生出了悔恨之意。平心而论，吕不韦宽政缓刑固然好，可也并没有带来多少实在好处，老百姓还不照样得靠耕耘靠打仗立身？反倒是吕不韦宽刑的年月里，乡里又渐渐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