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严词诘难申不害的术治说及其在韩国的实践。

“韩国法令庞杂，故晋国之旧法与新法并行。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故奸邪必多。贵胄之利在旧法，则以旧法行事；官吏之利在新法，则以新法行事；其利若在旧法新法之相悖冲突，则巧言诡辩以钻法令之空隙。如此，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佞丛生也！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用术于上、法不勤修之患也！”

基于申不害给韩国留下的术治传统危害极大，也基于韩非自己对术治的冷静评判，韩非对“术”作了严格定义:“术者，因权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用今人话语说，术治便是用人制度与问责制度的运用法则。所以，韩非倡导的术治绝不是简单的权谋之术，尽管它也包括了权谋之术。

嬴政最为赞叹的是，韩非没有因纳术入法而轻法，而是将术与法看作缺一不可的治国大道。有人问，法治术治何者更重？韩非答曰:“此犹衣食之孰重孰轻，不可无一也，皆养生之具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从九岁起，嬴政便是秦国太子。从十三岁起，嬴政便是秦国之王。从二十二岁起，嬴政便成了天下第一强国的亲政君王。期间风雨险恶不可胜数，对君王不可或缺的正当权谋体味尤深，可谓烙印在心刻刻不忘。为此，嬴政对《韩非子》所阐释的术治新说深有同感。读《定法》之时，嬴政连饮三大爵凛冽老酒，慨然拍案道:“如此术治，宁非与法治共生也！韩子大哉！”

最令嬴政感奋不能自已者，还是韩非的《孤愤》篇。

韩非之《孤愤》，不是诉说自己的孤独，不是宣泄一己的愤懑，而是为天下变法之士的命运愤然呼号。嬴政记得，初读《孤愤》时一身冷汗，眼前梦魇般浮现出翻翻滚滚的惨烈场景，车裂商君的刑场尸骨横飞鲜血遍地，浑身插满暗箭的吴起倒在血泊灵堂，浴血城头将长剑插进自己腹中的申不害，刺客刀尖闪亮苏秦颓然倒地，形容枯槁的赵武灵王正疯子一般地撕裂吞咽着掏来的幼鸟，嘴角还淌着一缕鲜红的血……

“昭昭《孤愤》，志士请命书也！”更深人静，嬴政慨然拍案。

《孤愤》没有罗列一个血案，但却令人惊悚，令人惕然。根本处，在于《孤愤》以无与伦比的洞察力烛照了变法志士无法避免的悲剧命运，将血腥的未来赤裸裸铺陈开来给芸芸众生浏览，冷森森地宣示了变法家的血泊之路。行法牺牲者的命运，韩非是一层层揭开的:

首先，变法之士的秉性与使命，决定了必然与当道贵胄势成不共戴天。“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一旦任职，则烛重人当道权臣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则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朝纲之外矣！如是，智法之士与当道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其次，当道旧势力拥有既成的种种优势，变法之士则是先天劣势。《孤愤》一一列出了当道者的基本优势，谓之四助五胜。四助是:诸侯之助，群臣之助，君王近臣之助，门客学士之助。之所以有此四助，根由是:“当道者擅枢要，则内外为之用。”有权力结交诸侯，有权力决定群臣利益分配，与君王之近臣内侍利害相关，有权力财力给士人门客以养禄，故有这四种助力。五胜是:一为官爵贵重，二为朋党众多，三为得朝臣多数，四为国人多趋于传统而一国为之讼辩护；五为得君王爱信。与当道者相比，变法之士却是五不胜:一官爵低处势卑贱，二无党附无党孤特，三朝野居少数反主意与同好争，一口与一国争，四缺乏故交根基新旅与习故争，五与君王及其亲信疏远疏远与近爱信争。

其三，如此态势之下，变法之士的命运结局必然是走上祭坛做牺牲。“资根基必不胜，而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