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已经说过，再来看看山东治国理念。

仅说商风最浓的齐国。春秋之世，齐立国的第一任国君姜尚，便开了与周道不同的治国之道:“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通工商之业，因其俗，简其礼，而人民多归齐。”《前汉书》则云:“初太公姜尚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不出来做实事；其失缺点是夸奢朋党，言与行谬，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遇到急难便四散，缓之则放纵寻常时日则放纵享受。”两则记载，前者说齐国开首便以激励劝通商、简化礼制吸引人民，后者说齐国开首便放纵士风。两者相互浸润，国风始得放纵。

后来，管仲开新政变革之先河，对民众经商之风更有明确立论，他说:“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尚简约，所以使民贫也；美垄墓兴建豪华的田宅坟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故有此，浮也。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

姜尚之道，管子之论，实际上一直是山东六国的立民之道与治国理念，战国之世依然被奉为圭臬。有此理念，商风大起民风奢华，遂成传统衍生的必然。到了战国之世，纵然是震撼最大的魏国李悝变法，也依然将壮大商旅利用商道作为基本国策。李悝保障不伤农事的法令不是限制商人，而是以商市手段调节谷价。稍后的魏国丞相白圭，更是以天下大商之身入仕，动辄便以经商之道论述治国，以治国之道论述经商，直将商道政道融为一体。与商鞅以重农而保障激励农战的秦法相比，这显然是另一种更具深远意义的治国理念。假如六国能法商并重，对变法能如崇商那般持之以恒，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番面目。

尽管六国民风多受指责，然却依然是文明风华之渊薮。

吕不韦要做得，便是在秦国大开文明之风，使秦国文明与山东六国比肩而立，也使自己心中的化秦方略得以成就。而这第一步之力所能及者，便是兴办私学、广召门客，依靠大量自己门下的治学士人酿成文明大势，进而著书立说，渐渐诱导朝野之风。吕不韦很清楚，在秦国要使官府做此事，必然难免一场庙堂论争，操持不好便会引起举国震荡！目下惟一的可行之策，便是借自己权倾朝野的势力，以私家之道行事，纵有朝野非议，最多也是私下指责自己歆慕虚名而已，决然不会使国人生乱；只要秦国不乱，自己便可从容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