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秉昆的哥哥秉 义刚出生，周志刚请识货的人过过眼。识货的人断定是好东西，愿意将 他介绍给一位喜爱中国玉器的富有的俄国人，条件是成交了给点儿提 成。当时东北已“光复” 了，放高利贷的人因为有不少恶行被新政府镇 压了，高利贷不必还，也没法还，满洲币作废了。所以，那副镯子保留下 来了。待周秉昆出生时,新中国成立了，他不但有了哥哥，还有了姐姐。姐 姐大他三岁，哥哥大他姐三岁。　　　在六十年代初的饥饿时期，秉昆的爷爷奶奶因为没有城市口粮，不 得不回山东老家去了，不久先后死在老家。　　　那时，周秉昆的父亲已是建筑工人，身在大西北。　　　虽然，住两间打了地基的土坯房的周家很被人羡慕，却有不那么开 心的方面。政府建公厕时，地点离周家最近，也就十来米的距离。秉昆 的母亲当然强烈反对，但经不住一位善于做思想工作的街道干部的说 服。实际上，因为小街太窄，公厕除了建在周家门窗的斜对面，也没另 外的地方可选。建公厕是有益整条街的事，如不许建，会将整条街的人 都得罪了，所以成了不同意也得同意的事。为了对周家的体谅予以补 偿，街道干部允许周家在门前围上十几米地面做小院子。这么一来，周 家又成了那条街唯一有小院子的人家。　　　以后的两年，不论多热的夏季，周家的门窗轻易是不敞开的。　　　周秉昆的父亲从大西北回来探家那年，见已是那种情况，倒也没多 么的不高兴。　　　这位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自我安慰地对妻子和儿女们说:“看来 政府办事还是公平的，你们不是都喜欢养些花花草草吗？没有那公厕，咱 家哪来这院子？再者，离公厕近有近的好处，上厕所还方便呢！”　　　在探家的日子里，他在两间屋的后墙上各开出了一扇窗。屋子不但 更亮堂了，夏季也凉快了。　　　周家小院子的花草，遂成那条小街唯一的景点。　　　一九七二年，周家只剩周秉昆和他母亲两口人了。　　　周秉昆的哥哥周秉义“文革”前是市一中的高三学生，他本是要 考大学的，父母也支持。“文革” 一起来，他的大学梦成泡影了。“上山下 乡”前，他是“逍遥派”，除了躲在家中偷阅禁书，就是与自己的同班同 学郝冬梅恋爱。郝冬梅的父亲曾是副省长，“文革”初就被打倒了。“黑 五类”子女是哪一派红卫兵组织都排斥的，她自己也不愿死乞白赖地加 入，便也只能是“逍遥派”。“逍遥派”是造反派们对自行边缘化的一类 人的嘲讽之谓，其实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工作，他们的心理状态并不“逍 遥”。比之于狂热的造反派，反而多了份闲愁。造反毕竟是一桩可以让 青年人暂时忘忧的似乎特有意义的事，连这样的事也不积极，当然就得 自己解决烦恼问题啰！　　　周秉义与郝冬梅这对恋人，抵抗烦恼与闲愁的办法，只有读禁书和 恋爱，那简直也可以说是他俩的绝招、法宝。除了毛泽东和鲁迅的书，其 他书籍在中国似乎已不存在了，但也就是似乎而已。任何时代都有些不 怎么怕事的人，周秉义和郝冬梅便总是能搞到以前不曾读过的书来读。有 时还在周家拉上窗帘一个读，一个听；还讨论，甚至争论。秉昆和姐姐 周蓉以及周蓉的男友蔡晓光，是他俩地下读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上山 下乡”运动一开始，他俩便破釜沉舟地报了名，第一批离开了城市。遗 憾的是，郝冬梅由于父亲的问题去不了兵团，只得去农场，好在她去的 农场离周秉义分到的兵团不远。对于大儿子的走以及与“走资派”女儿 的恋爱，周母持顺其自然的达观态度。周秉义成为兵团知青的第二年，调 到师部宣传股当上了宣传干事。　　　周秉昆的姐姐周蓉曾是三中高一学生。三中和一中都是A市的重 点中学，周蓉与周秉义都曾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且都有文艺细胞。周 秉义拉得一手好二胡，是校园诗人，“文革”前已有几首诗发表了。周蓉 嗓子好，是大美人儿，以学生演唱者的身份参加过A市举办的音乐会。她 的追求者蔡晓光是A市一所著名技校的造反派头头，其父是省军管委员 会的成员之一。省革委会成立后，他服从上级安排，脱下军装，在省商 业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