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乎是明摆着的;年龄范围不好确定，二十到五十岁都有可能;单身或离异;在这附近工作或居住，我更倾向于不是本地居民，否则周所长不会一点儿都没觉察。被害人不属于高危人群，案发时天应当黑了，但毕竟不是半夜。罪犯为什么会猝然袭击被害人，很蹊跷，或者说，有很多种可能性……被害人与她丈夫平日回家的路线会经过哪儿?某个工厂?某处工地?有谁会经常见到他们夫妇?也许有帮助，但排查范围会很夸张。这类职业人群流动性很强，时隔这么多年，还在不在北京供你排查都难说。没有现场，没有凶器，没有血迹，没有指纹，没有DNA……除了王纤萍的遗骸，你一无所有。”

我无奈地望着彬，多少期待他能有神来之笔。

“我可以不负责任地告诉你：罪犯体态矮小或瘦弱——但没有依据;可能是抑郁症患者——对排查没有帮助;性格懦弱且狭隘——这纯粹是靠猜……你想要的是这些?随便找个看过两本犯罪剖绘课外读物的孩子，说得都比我精彩。”末了，他伸出手，“钥匙。”

我不情愿地交出钥匙：“那你让杨延鹏去查什么?”

“只是一个不确定的方向，他会直接联系你。”彬指了下门外，示意让我下车，“哦，对了。我唯一能告诉你的好消息是——其实你自己也明白：罪犯既没有留下犯罪标记，尸骨的伤口创面又显示被害人的死也许并不在罪犯的计划之内——所以罪犯很可能不具备持续的社会危害性。”

老何之前曾向我解释过：枕骨的创面是撞击形成的，可以排除敲、砸、拍等主动打击方式，推测罪犯可能并未携带凶器或预谋杀人。

但我相信，王纤萍的死，绝非意外。

我在昆玉河边站了半宿，只可惜天太黑、灯太暗、行人太过稀少，白白浪费了那孤寂落寞的深沉背影。等天亮观众多起来那会儿，我已经淌着口水在车里睡死了。

西部地区队找到王千祥，查明此人经营古董家具十数载，早已身家千万，且妹妹失踪时人根本不在北京。得知妹妹的死讯，王千祥只不耐烦地说了句：“法院不早就宣布过了么?”

从郝家得到了郝建波住处的联系电话，反复拨打，无人接听。经了解，郝建波在新西兰从事家电推销，经常不在家，但每个月都会为郝萌寄来学费和生活费。另外，老两口反复追问，何时可以成殓儿媳。

下午，调查出现“重大进展”。

九八年至二零零零年，王纤萍失踪地点附近共有两处建筑工地、一家造纸厂、一家垃圾处理站。两处建筑工地的人员花名册仍在寻找中。造纸厂有工人九十二名，垃圾处理站十七名，符合“男性、二十到五十岁、单身或离异”特征的有五十一人，其中正在排查八人，三人待排查，剩下四十人还在寻找中……我都不敢想象那两处工地的人员状况。花名册?找到了才是噩梦的开始呢。

临近傍晚，我致电雪晶“请假”加班，没等开口就先听她抱怨起来：“诚，我今晚肯定回不去了。长信大厦那个案子，就那个杜阳，在我们室。他……他死活不撂!气死我了!小翟都想揍他……”

这下好，我倒不用请假了：“不是有血指纹和DNA证据么?零口供一样能定他。”

“DNA比对结果还没出来呢……关键是，指纹不是他的——他肯定是有同案，所以廖处说必须撬开他的嘴。”

我一愣，性暴力犯罪人通常不会与他人分享“猎物”，至少像杜阳这种奸杀自己性幻想对象的罪犯，不应与他人共同作案。

“别急别急。”换换口味也不错，“我这就过去。”

杜阳长得黑瘦，有点儿罗锅，再加上低头哈腰的坐姿和缺乏睡眠导致的熊猫眼，真不像是条一米八几的汉子。

在审讯室门口，雪晶特意拉着我再三叮嘱：“你别臭脾气一上来就打人，千万不能刑讯逼供……”

我态度端正地承诺：一定会遵守纪律，文明问讯。

对付这种人，打其实没用——撂了就是死刑，谁都不傻。